办展览绝对是项大工程。且不说租场地、制作照片、如何布展这些琐碎的事务，很多时候还要展场的辅助设计，比如是否需要加入一些其他艺术媒介，是否需要在展场制造与展览主题相配合的其他热点。

　　如今悄然兴起的，是花费心思巧布展场的新风气——那些与照片本身无关，但又能为展览增色或制造热点的展品和行为，我们不妨称之为“配角”，以区分作为“主角”的照片。那么，这些“配角”是让展览更好看的必然手段？还是会喧宾夺主掩盖了摄影作品本身的魅力？无论如何，“配角”当道在摄影展场中已成事实。

提供另一种解释

　　不用往远了说，就前三五年，无论画廊、美术馆，或者置身平遥、连州、丽水等大型摄影活动浩瀚的展览当中，观者的目光基本都保持平视状态，离地面一米多的照片是当之无愧的主角。顶多，也就是在开幕仪式或交流会时把投影仪搬进现场，大家集中看看、论论。

　　说到如何让影展增色，大家的注意力还是放在照片本身，花心思把照片做得与众不同才是硬道理。比如在照片载体上下工夫，从相纸到宣纸，到一切涂上涂料即可印刷的平面；比如变换装裱框和衬板，从木质到金属到新型板材；比如改变照片放置的方式，从规规矩矩地贴在墙上到与墙面呈90度到由房顶悬垂直下……总之，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地关注照片。

　　也许，这是个开始的信号，毕竟艺术的生命力要靠创新来延续，当照片本身可供翻新花样的地方受到局限，人们的目光便投向整个展场，那里大有可为。想象力丰富、执行力一流的策展人或摄影师立刻变身为空间艺术家，搬来各式各样的实物装扮展厅，摄影展于是从平面变为立体。很快，摄影界对如此操作取得了共识，从早前的精心做照片延续到后来的精心布展场，其实都是在对展览进行诠解。

　　2006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摄影师阿音不仅把《蒙古人》照片搬到展场，还在室外搭了个蒙古包，在红砖建成的厂房中格外引人注目，游牧气息扑面而来。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影展设在室内，一进屋，草味扑鼻，地上铺着的干草是工作人员专门提前割来布置展场用的，柔软的草踩在脚下，观者顿觉与摄影师一样置身野外。

　　有人说，在艺术界，同样的东西，改变载体，是一种新的创作和解读。那么，摄影界呢？

社会化的体现

　　如果说拍照片是摄影师个人化的表达，那么当照片拿到公众场所，可以说就产生了质的变化。摄影师一方要满足个人风格的展示与宣扬，而观众一方则更愿意从影展中获得自己所需，无论是精神享受，还是艺术鉴赏，亦或资讯信息。展览是开门迎客的方式之一，作为主人的摄影师自然希望顾客盈门，把展览做得有看头，吸引更多人群，那就得照顾不同口味。

　　将照片与其他形式结合展出的方式在各艺术区最为常见。流连在艺术区的观众身份大致可分为：包括收藏家、艺术家、评论家、画廊老板、媒体记者等在内的业界人士，以及很主要的一大部分人群就是带着文学青年、艺术青年范儿的普通人。他们希望看到什么？肯定与专业人士专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不同，他们想看到自己喜欢的、感动的、有用的……

　　青年摄影师邱震的新作《撒旦的婚礼》正在北京798艺术区的百年印象摄影画廊展出。在这组作品中，邱震将他对“人生即舞台”、“消费盛宴”等人与社会的感受和理解融入其中，这是邱震的表达。展场中，照片错落摆放，空地上、空墙上还放置了照片中出现的摆设，比如长桌、布偶、花束、猪头等等。一对青年男女观众走进来，显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从照片中“下来”的实物，他们几乎在每一样道具前留影。此情此景，邱震应该不会怪罪这对观众不理解他作品的涵义，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确是喜欢这些作品的。

得花多少钱

　　来自瑞士的彼特·库尔特（Beat Kuert）是热衷于这种综合展览方式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难以区分这些形式的主次。图片、装置、VIDEO、行为艺术杂糅一处，在当代艺术领域，影像作品的表达和呈现越来越向多媒体以及立体化方向扩展。能将教堂变为舞台的库尔特说，综合展示很昂贵，但他确实很喜欢这样的方式，希望每一场都是综合的、立体的，可是受资金限制，有时他也只能选择变通。

　　重庆摄影师颜正华正在制作自己今年9月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作品。他的展览《佛像》将以照片和雕塑两种方式同时展示。他在展览前言中写道：“摄影和雕塑虽是不同的艺术载体，但其艺术指向却是相同的，‘跨界’所产生的新的空间组合以及价值重组是我追求的目标之一。”谈及费用，他承认，雕塑的成本确实比照片要高出很多。本次展览中的10幅照片均制作成2米高，雕塑5座均为1米，材制是玻璃钢，瓷面是中国红烤漆。目前，这个展览的费用已经花了约10万元，他说之后还要在宋庄展出，如果市场反响好，他会考虑将雕塑做成铸铜，一个成本约为10万元。

　　当然，这是奢侈的玩法。前阵子在北京的佳能交流空间展厅有个展览，王福春的《地铁上的中国人》。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展厅呈长方形，面积不大，又得考虑到观看效果，展线上的照片挂不了太多。为了营造气氛，策展人马丽亚不仅在照片尺寸、摆放位置下了心思，还特意买了几个类似地铁车厢里的拉手，从展厅正中的屋顶悬挂下来，一个小型车厢跃然眼前了。有好动手的观众还真去体验一下，王福春此时拿着他的小数码就像以往一样站在“车厢”里。据说，这些拉手是从淘宝网上找来的，每个十几块钱。

　　不同的展览，不同的目的，也就需要不同的“配角”，花多少钱其实倒在其次，重点拼的还是智慧。曾经因为条件不允许，我们将就，现在整体环境好了，我们完全可以讲究。一个新的挑战来了，我们该如何调动力量去完善之完美之，真正地为影展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才是值得业界考虑的问题。

　　传播是有技巧的。作为一种在一定独立空间内布局展示摄影作品的传播方式，摄影展览如何吸引人气也应该是有技巧的。

　　无论是摄影专业媒体，还是社会媒体，对于摄影展览等常规性活动的报道，除了正常描摹展览本身的内容，摄影家、策展人、主办方的诉求以及展示效果、反响之类外，更多会关注展览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有什么与其他展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往往这种区别于同类展览的“亮点”，常常会成为被媒体放大的新闻点。也就是说，某些影展上配角性质的“花絮”，有时却会成为传播过程中最受关注的地方。仅仅举办一个中规中矩的开幕式后便进入观展程序，其传播效果有时候真不如在展览布置或者配套活动上下些工夫来得更好。

　　2003年末，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中国人本》大型纪实摄影展览开幕之前，主办单位邀请艺术家专门组织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200名赤裸上身的民工手拿相机，与众多摄影家面对面互相拍摄。后来，部分策展人和摄影家也以同样的姿态融入这一活动。第二天媒体见报的照片，策展人和摄影家“惊艳一脱”的场景不在少数。尽管《中国人本》以其独特的人文价值，随后数年在全球多个地方巡展，但开幕之时的那场“秀”却对于展览本身的宣传推广起到一定的作用。

　　2006年，一帮重庆摄影家将火锅的全套家什搬到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展厅里，来来往往的观展者和摄影界朋友皆可在这里体验一把正宗的重庆火锅。这个展示着十位重庆摄影家作品的展厅开办的火锅流水席，摄影大展期间也要比他们的作品名声响亮。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浙江摄影家张弘在中国美术馆办影展，《失海的渔木》部分的展厅里，专门摆放了一只从他家乡的海边运来的斑驳破旧的渔船，加上现场的音效等，让不少媒体视这种展示方式为新意。

　　所有人都明白，摄影展览绝对不是根据空间大小将照片做好挂到墙上就万事大吉的。除了考虑场地的容量、作品的尺寸，制作的风格如何与展场氛围、作品内容等吻合之外，还必须得把展场作为一个立体的空间进行全新设计。设计好了，会为展览增色；设计差了，反而会影响展览本身的传播力。

　　这样的展场立体设计既包括空间的布局和利用，也应该包括如何配套一些吸引关注的措施，无论布置装置艺术作品，还是现场举办行为艺术表演，如果与展览主题相契合，不仅会让展览空间利用更充分，也会通过这些元素，取得意想不到的展示效果。

　　当互联网开始成为主流传播媒介之时，摄影也得改变只以静止的方寸之间示人的传统展示方式，应该结合新型的多媒体手段，创新传播形式。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展览，也必须考虑到现场的影像演示、配套艺术活动甚至现场音效等等。当然，这些都只是展览现场的小技巧，既不能舍本逐末，也不能哗众取宠。展览成功与否，最终还是要靠摄影作品说话。

　　上述种种“配角”，是举办摄影展览时必须列入考虑范畴的因素之一。将这种技巧性的举措化为无形，不动声色间将多种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融为一体，办一场既有传播效力，又有学术水准的展览，当是摄影界所有策展人、摄影家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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