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的工作地点就是垃圾场

　　伴随着城市的疯狂扩张，汇聚于城市的人口的急遽膨胀，垃圾作为人类消费过后的产物其产量也在日甚一日地增长。它们直接地伤害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源以及我们所吃的任何食物，这些都无不隐含着垃圾的阴影。

　　驾车进入京哈高速公路，从“丁各庄”出口出来，向北行驶，就可以见到“宋庄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再向西，路北见到“中国宋庄”的大门，进入一直向北至艺术园区，就可以看到一幢红色的建筑，这里就是北京宋庄美术馆，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图片与纪录片展映正在这里举行。据悉，这次展映由读书杂志和艺术时代杂志协办。

垃圾！垃圾！

　　在京城边缘，数以十万计的拾荒大军是垃圾分拣与回收的主力，若没有他们的辛苦，北京恐怕早已被垃圾淹没。仅是在这座位于卢沟桥以北永定河西岸的垃圾场上，高峰时就聚集了2000多名来自外地的拾荒者。他们处于整个垃圾食物链的最底层，其生存之艰难从这组图片中可见一斑。但这组图片并没有刻意地表现他们的穷苦与哀愁，相反，王久良在自己这些抛却了戏剧冲突的平淡影像中向他们表达着由衷的敬意。

　　现在，影像中所有的拾荒者已经离开曾经的“现场”，他们又追随着垃圾迁往别处。剩下的这座巨大的垃圾场，将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场地。但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消失。他们还在。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王久良通过对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走访与调查，最后用朴素与真实的影像向我们呈现了垃圾包围北京的严重态势。这些令人震惊的影像，让我们得以具体知晓垃圾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伤害与威胁。在本次展览中，王久良《垃圾围城》的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电影将全面展示。一些新公示的影像中所揭示的新的深刻问题，期待能持续地引起社会公众的正视。那就是——垃圾之前的资本主义商业消费生产以及因之所带来的我们的生活观问题。

　　事实上，通过前段时间媒体对部分作品的传播，已经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对垃圾处理的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并亦卓见成效。作为摄影参与社会变革的成功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作为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在展览开幕期间，我们将就摄影在当今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同诸多学者展开积极地探讨。

　　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在一切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王久良这朴素的愿望要实现是何其不易。这个山东汉子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么？”他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点，好好停下来想想，“改变观念比下狠手处理一两个垃圾场有用得多”。

　　“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以前，和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王久良从没留意身边的垃圾去了哪里。大学四年，他无数次骑着心爱的宗申越野摩托疾驰在京郊的旷野，任由一个个填满各色垃圾的大坑在眼前滑过，潜意识中“这是环卫人员干的活。”

　　直到2008年，这位当时对中国民俗文化入了迷的年轻摄影师，为了创作一部名叫《鬼神信仰》的观念摄影作品回到了老家安丘的田间地头。“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古人曾陶醉于当地的青山绿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是小小的水塘，鱼和蝌蚪不时出没，旁边传来蛙鸣阵阵。但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

　　“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撼你内心的时候，你才真正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王久良的脑海里蓦然闪现出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骑着摩托追踪垃圾车，找到周边垃圾场的位置，然后在GOOGLEEARTH上弄清楚它们的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王久良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的首都团团实实包围了起来。

　　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王久良按地图上的记号驶入一个个垃圾场。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的电影”：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拍摄婚纱照，摆出各种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爬出来；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恶臭，夏天根本不敢打开窗户，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在梨园某小区附近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王久良还亲眼看见有人闲情自得地在墨绿发臭的水中垂钓。面对鱼是否还能食用的询问，垂钓者不屑一顾：“我才不吃呢。但街边的小饭馆会要”。

　　“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纨绔子谢晓盟那句关于城市母体论的戏言，因为“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 ……

良心！良心！

　　其实，早在2009年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王久良就凭借《垃圾围城》和美国摄影师利奥-罗宾芬共同分享本届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对于这次获奖，王久良谦虚地说：我仅仅是代表很多人***的人。

　　他说：这个作品最后的形成，包括传播，其中有很多人的参与。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就是理念问题，学术问题。比如就像我在获奖感言里所说，“很多有良知的企业、公司、机构和个人对这个事情提供了很大很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没有这个片子的，我仅仅是代表他们执行了这个行为。所以这个作品并不是我个人的，是大家一起的；而且我们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做一个作品，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作品就是话语，我们是想靠作品和话语去传播我们的理念，通过作品，通过这么多劳动，去促成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事情的改变。尽管现在谈改变好像很是老套，但我始终这么天真的以为，只要你付出劳动或努力，或者你运用一个有效的运作和操作，那么应该是会对事情的改良和改善起到积极作用的。

　　拍摄《垃圾围城》系列图片，源于王久良对垃圾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他说：也许我们整天生活在这么一个被消费主义所裹挟的社会里，对我们生产的废品、废物熟视无睹，如果让你看见、听见，或得到一个对你整个心智产生震撼效应的，让你切切实实感到吃惊的一件事的时候，可能才有了一个引子，真正让你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去思考它。我小时候在农村，那时候农村非常漂亮，那时候整个经济发展没有这么迅速，自然风景非常漂亮，但是当我2008年在老家拍上一个作品的时候，发现农村其实跟城市没什么区别。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里，它的垃圾大量充斥着我们现代社会的商品符号，比如各种各样的产品等等。还有就是最直接的来源，打农药的塑料小包装，每次打完农药都会留下。原来的农药你应该很清楚，那种棕色的瓶子，上面画着骷髅表示有毒，那个瓶子不是一次性使用的，一年也可能用不完一瓶。现在的就是每打一次药就一个袋，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田间地头池塘水边，全是这些袋子，很可怕。

　　这些袋子都是有毒的，原来水塘里都是有鱼，有蝌蚪，青蛙什么的，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仔细看过那片水域，什么都没有。

行动！行动！

　　王久良告诉记者，《垃圾围城》系列酝酿于在2008年8月，2008年的10月份开始行动，一直拍到现在，才算是基本完成了。

　　他告诉记者：我想并非拍到哪一步，而是我做这件事情起到的作用到哪一步，产生怎样的效果，我想这才是作品是否最终完成的衡量标准。并非你把片子拍完拿出来，不是那样的，展览不是终点。

　　王久良对当下的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说：“你不要对有关部门存在过高的期望，我还是想影响更多的人，包括我们普通人，还有媒体，包括我身边的人，当然也包括垃圾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与此相关的人。我希望大家一起都来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有些人心里是不需要思考的，他很明白；但还有很多是因为一种利益的驱动以及各种关系，在里面操控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正义的、公平的、大众的声音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会压过他们。”

　　王久良告诉记者：“我之前拍关于民俗和鬼神信仰这方面的，我想通过鬼神信仰探求人内心的东西。鬼神是人类脆弱的一个表现，鬼神的产生是出于人类需要精神上的寄托，每个鬼神的存在其实都跟我们人的欲望都是有关系——我说的欲望并不是贬义。而且每个鬼神故事其实是我们现实社会的一个反映，一个曲折的反映，一个并不存在、冥冥中的虚幻世界，其实它的蓝本是我们的现实。

　　从关心精神，到关心现实，农村田间地头看到的农药袋，成了一个引子或导火索，王久良立马回想到他所生活的北京周边。“因为我喜欢越野摩托车，整天骑摩托车游荡，我忽然发现我是有积累的，我做这个专题并不是突发事件，并不是偶然，我忽然想到了那么那么多类似的问题。其实刚开始更关注的还是一个消费主义，商品社会对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切入点。然后对整个垃圾场的考查，是想提供一个背景环境。然而当我真正做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背景资料，你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在家乡时引起思考，在平遥时得到鲍昆的鼓励和支持，然后回到北京开始拍摄。王久良说：“北京周边的数圈，从五环到六环，从零下13度到零上30度。到现在曲曲折折的一共跑了一万四千多公里，这也算是赶上长征了。”

思考！思考！

　　王久良说：垃圾不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恰恰是现代化以来的问题。垃圾问题在现代化城市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和严重。伴随着城市的疯狂扩张，汇聚于城市的人口的急遽膨胀，垃圾作为人类消费过后的产物其产量也在日甚一日地增长。它们直接地伤害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源以及我们所吃的任何食物，这些都无不隐含着垃圾的阴影。面对垃圾的威胁，我们谁也别想逃脱！我们是垃圾问题的受害者，但我们同时又是垃圾问题的制造者。当全球化的商品体系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塑造成了它的消费者时，我们已然被裹挟于消费文化的滚滚洪流之中。然而，没有多少人在这洪流之中保持足够的清醒，清醒地分辩自己的每一项消费行为，到底哪一个是必要的，哪一个又是可有可无的。垃圾已在那里，如同一面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人类毫无节制的欲望。当无数的资源与能源因为我们一个个可有可无的需求而变成巨量的垃圾，当我们面对着垃圾的围城，面对着垃圾的吞噬，我们是否认识到：重新审视我们的消费主义已是迫在眉睫！

　　对于《垃圾围城》摄影展，著名策展人、摄影批评家鲍昆说：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当人类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之后，人类开始为了自己不能满足的欲望生产垃圾。尤其是机器时代以后，人类垃圾的生产能力就像是获得了爆发力，因为我们所有使用和享受的一切物质器物最终的命运是变成垃圾。也就是说，有多少物质化的生活用品就会有多少垃圾，它们是完全成正比的一组对称物。每一处优美漂亮的景观必然会伴生另一半丑陋的垃圾。资本主义更是让人类垃圾的生产规模化了，资本增值的代价就是垃圾的规模化。钞票的积累离不开垃圾的累积，财富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

　　无休止的欲望，无穷的垃圾，地球正在进入垃圾时代。垃圾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产垃圾、承受垃圾似乎是当代人类的宿命。人们对垃圾的存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垃圾多了，无处安放，于是人们焚烧它、掩埋它，在垃圾堆上铺上草坪，盖上新房，继续下一轮的垃圾生产。也有人说，垃圾是资源，可以变废为宝，垃圾的生产于是又获得理由，并为资本的扩张找到了新的投资热点。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资本利益的作祟，因为它无休止地向前滚动，滚动中抖落的皮屑就是垃圾。

　　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令我们震惊。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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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久良，山东省安丘市人，1976年出生，现居住于北京，自由摄影师。1993年至1996年高中阶段学习绘画，并于1994年开始研习摄影。1997年于济南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2001年考入西安工程科技大学摄影专业。2003年至2007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现作为自由摄影师居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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