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弗菲利普斯学院年鉴上的沃克•埃文斯，1922年

　　1976年暮春，在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为追悼沃克•埃文斯而自发地举行的纪念聚会上，三个女人——埃文斯最后的情人基妮•哈伯德，还有玛丽•诺伦伯格和阿黛尔•克莱门特，都感觉像是寡妇一样，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很长的烛光晚餐，互相安慰、共同缅怀往事。她们准备了四个位子，给沃克留了位置，就好像他会复活一样。诺伦伯格说：“我想很多人爱沃克。有创造力的人都拥有的那种神秘的、神奇的特质，他也是”。

　　的确，沃克•埃文斯他那一代美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拍摄的那些南方佃农的传奇形象和那些记录大萧条时代的照片令人过目难忘，堪称是美国灵魂的肖像。当跟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摄影师们——安塞尔•亚当斯、玛格丽特•布克怀特、曼•雷——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书写他们的成名之路，追忆他们经历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所认识的伟大人物，和自己作出的显赫成就时，埃文斯保持了他那**的低调姿态。与其大费笔墨解释自己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艺术家的，他更喜欢将这个问题交给读者去思考。时至今日，这位躲在那些著名形象背后的人仍如其所想，令人难以捉摸。

　　他负盛名而去，但是名望的代价却是被广泛的误解。埃文斯的情感世界和婚姻生活，也正像他的艺术名声一般，古怪而不寻常。作为情人和丈夫的他，既依赖自己的爱人，又很滥情。这种情感的对立和矛盾，既折射出他那感觉主义者的个性，也昭示着他的才情，并说明了曾经是那么爱慕和敬重他的先后两任妻子最终离他而去，会是那么的是所当然。

　　埃文斯的第一任妻子叫简•尼纳斯，是埃文斯在1935年冬天去南方，受托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建筑物的出版项目拍摄照片时邂逅的。简是当地一位有地位的成功的艺术家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艺术家，年轻美貌，22岁的她刚好小埃文斯10岁。简机缘巧合地为埃文斯此趟的摄影采风担当向导，两人情投意合，萌生了恋情。简已结婚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沃克去追求她，他那微弱的羞耻感很容易就被使她微笑所得到的快乐给征服了。而当简对沃克的感情转变成爱情的时候，简也觉得没有多少愧疚。尽管她没有绝对的把握，但她怀疑她的丈夫有外遇。那些与沃克一起沿河驾车的日子给了简一种全新的自由和自信的感觉，让她消沉的斗志重新振作了起来。之后，埃文斯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中之时，他的思绪也常常会转到简的身上，他借机引诱简北上。与此同时，意识到与一名已婚妇女越陷越深的危险，他开始培养一些触手可及的浪漫对象。比如，冬季在南方的时候，他依然通过明信片与友人的姐姐比阿特丽斯保持联络，春季，他们晚上在公园里散步，去看电影，在哈莱姆跳舞。沃克还与他的挚友吉姆•阿吉的妹妹艾玛的有一段短暂的爱情。这些对沃克而言缺乏激情的爱情，使他感到难堪和有罪恶感，在沃克的心中，简是他 “最好的女孩” ，即使她曾是另一名男子的妻子。

　　埃文斯和简终于在1941年走到一起。从相识、相知到热恋、结婚，直到后来的越来越不调和，他们在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后分手了。

手托腮帮的沃克·埃文斯

 　　1959年2月，埃文斯遇见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伊莎贝尔•伯申斯坦，一个25岁的瑞士人，她这一年跟她的丈夫亚历克斯•冯•斯泰格在纽约度过。热情、时髦，有着无穷好奇心的伊莎贝尔，让埃文斯觉得她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伴侣。对伊莎贝尔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比可以跟观察力敏锐、注意力集中得出奇的沃克•埃文斯一起游览，听他介绍这座城市更让人着迷了。对一个厌倦了瑞士的完美的年轻女子来说，这位美国艺术家的观察是一种教育。他会在朴素庞大的工业楼宇建筑，及其生锈的硬件和剥裂的涂料中发现美；他能从其铁制的百叶窗和窗搭扣中辨认出它属于何种风格。甚至在他那微妙的疗养状态中，他在她看来似乎很青春，强壮，而且充满了情趣。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圣诞节快要临近，而冯•斯泰格也到了要返回瑞士去的时候，沃克和伊莎贝尔宣布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冯•斯泰格容忍了他们的婚外情，希望这件事可以过去。但是对伊莎贝尔来说，和她那墨守成规的丈夫返回瑞士的前景让她不再感到有一丝的兴趣。她不仅爱上了有魅力的可敬的沃克•埃文斯，还爱上了这座他如此亲密和熟悉的城市，“我想要嫁给你，”伊莎贝尔对埃文斯说。起先沃克被这个想法吓得目瞪口呆。但是，简离开他已经四年了，如果说他对于自己是否还适合做一个丈夫的信心已经动摇的话，但不管怎样他也应该对在家里有一个妻子这件事感兴趣。在那么多地方，她都正好是简的反面：简抵制他的社交生活，而伊莎贝尔却愉快地接受了它；她可以招待他的朋友们，她的美丽的外貌和悦耳的声音也会使宴会增色不少；一方面她对纽约来说是又年轻又新鲜，而另一方面又世故老成，旅行经验丰富，她是沃克彬彬有礼而活跃的社交生活方式的完美伴侣；简确定了他跟中西部地区联系，加深了他对南方的理解，而伊莎贝尔则使他跟欧洲有了更多的联系……后来发生的情况表明，伊莎贝尔的确成就了埃文斯的美好愿望，尽力扮演着这位著名的摄影师的完美的年轻妻子的角色。

　　岁月流逝，伴随着身体的衰弱、失去朋友的悲伤，埃文斯的创作生涯逐渐停息，他对酒精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他和伊莎贝尔之间的矛盾渐渐显现。沃克酗酒并不是伊莎贝尔唯一要与之抗争的难题。伊莎贝尔厌倦了扮演孩子的角色，“被带去”参加聚会，“被允许”做这做那。沃克开始疏远纽约生活和那些社交团体，而伊莎贝尔却对纽约的社交生活甘之如饴。她想在家里培养自己对家居细节的眼光，而他令她越来越气馁，他用从外面搜罗来的破旧生锈的指示牌装饰他们崭新的房间，她每次挂出一幅照片或者放置一个物品，他总是取下重挂或者干脆把东西拿走。1966年深秋，当伊莎贝尔远在瑞士时，沃克迷恋上了一位来自法国的**的年轻学生。沃克喜欢她的口音、她的美貌、她的坦诚，还有她耐心地倾听他抱怨他的工作、婚姻和缺钱的现状。到伊莎贝尔回来时候，沃克和玛利-安东奈特之间的暧昧之情在他任教的耶鲁的师生中间已是尽人皆知了。伊莎贝尔的胃开始犯病，好像感染了沃克的溃疡一样。她的乐观活泼不在，甚至电话都不接了。最糟的是沃克不愿意谈他们之间的问题，她没办法让他回归理性。她的精神饱受折磨，开始去看心理医生。

　　对埃文斯来说，1971年是个转折。就在他的回顾展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的时候，他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对摄影的热爱转变成了另一种嗜好：组合的艺术。他收集了一大堆废物：在沙滩上挑拣被冲上岸的东西，翻寻公用垃圾桶，从人行道上捡回碎纸头或者变形了的饮料罐。他房间的角落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垃圾，只有它们的主人才能解释它们的逻辑。餐桌上铺满了无法形容的破碎纸张、玻璃和罐头盒。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易拉罐的拉环。在耶鲁的回顾展上，埃文斯骄傲地展示了一些新近的战利品——某品牌的汽水和香烟的广告牌，一个瓶子形状的可口可乐广告牌，还有一块手写的牌子，上面写着“？你相信耶稣吗？我相信。”和他摄影主题一样，埃文斯挑选的这些物品具有超越它们原来的目的或环境的光环。正如他对一处墙壁标牌上所解释的那样：“要点是, 不管怎样，这种行窃，从本质上来说，正是摄影师老是用他的机器——相机，所做的事情。”

　　埃文斯想放开他的过去；但是同时他又害怕对过去失去控制。当1968年他在一个画廊开幕式上再次遇到简的时候，他要求看看他写给简的那些信件。然而简太了解他了，没让他看。她主动地表示，她对他们婚姻的破裂**地感到后悔；而他也承认了自己的悔意。他告诉她：“但是你知道，除了底片，我对什么都没有忠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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