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泛滥以及海量图像库的存在，已经有力地提醒我们，即使在摄影作为专业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与挑战的年代，摄影的价值其实仍然存在着问题，那就是，摄影因对象而存在。没有对象，摄影没有意义。摄影就是因为对象而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因对象而存活，而发光，而炫耀，而升腾。摄影就是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图像世界。对于摄影来说，如果没有对象，现场、目击与拍摄都不存在。如此一来，对于摄影来说，究竟对象重要，对象是第一性的，还是相反，摄影重要，拍摄才是第一性的？
 

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因遭加拿大黑雁撞击，导致两具引擎同时熄火，飞机完全失去动力，机组成员在确认无法到达任何附近机场后，决定于哈德逊河河面进行迫降。该航班于升空6分钟后紧急迫降于曼哈顿中城哈德逊河河面。这是最早参与救援的JanisK rum s抵达现场时拍摄并发在自己Twitter上的照片，这张照片登上了第二天的《洛杉矶时报》。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9·11”之后，从伍尔夫一篇发表于1938年反思战争的文章入手，对图像与真实的关系发表了几乎是她最后的意见。在《他人之痛》中，桑塔格写道：“有的东西因拍摄而成为真———对于其他地方的人而言，则是‘新闻’。但是，被经历过的灾难常常可怕就像是它的表征。”“照片具有结合两个矛盾特征的优势，它们的客观性的凭证是内在具有的，不过它们必然地始终是一个角度。它们是现实的一种记录———因为照相器材从事的就是记录。并且它们是目击者——— 因为在场的人已经拍摄下来了。

　　在这里，桑塔格区分了摄影因不同读解对象而呈现出来的三种状况：一、真实。这意味着现场人是目击者，所见为真；二、新闻。当这真实被拍下来并传播出去以后，对于非在场者(非目击者)来说，照片成为现场事件的纪录而成为新闻；三、不管是目击者还是非目击者，新闻一经传播，照片中的事件(包括桑塔格所说的“灾难”)就会转变成恒久的记忆，嵌在历史上，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表征。

　　我在讨论老摄影家蒋少武一张拍于1967年的《沈阳红卫兵小将在天安门前留影》的照片时，引用了桑塔格的这一段话，而强调摄影的在场、目击以及拍摄的重要性，并把这三点作为摄影之所以成为摄影的价值之所在。这个价值，概括来说就是图像证史。

　　可是，当我把目光放在摄影与视觉的整体关系之中，当我意识到纪实只是摄影这部机器之眼的一种“天生”的属性时；当我明白，不管人们对摄影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与看法，摄影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也仅仅是一项科技发明而不可能是自然发现，尽管它必须建立在若干发现之上；直到这时我才有所领悟，目击与抓拍所涉及的，其实就是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至于抓拍之后的留存，也就是照片，或者用一个更学术的词，图像，恰与目击、抓拍构成一整体关系，其所揭示的，正是观察者、被观察者与观察结果彼此复杂的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摄影，或者说探讨摄影对我们的启示，所考察与所探讨的，恰恰是观察者、被观察者与观察结果这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看一下它们是如何谋划并创造出一个可以证史的图像世界。

　　但是，在探讨中，我们却往往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当相机仍然是一件多少有所稀罕的机器时，当摄影的专业性仍然有效地阻挡人们自由进入这一领域时，上述所说的三者关系，现场、目击与拍摄，的确是构成摄影意义的基础。但是，今天的情形却是，每个人都有相机(可拍照的手机)，每个人都在随意地拍照，现场与目击已经无法被摄影所垄断，而摄影的智能化又让专业门槛大大降低，摄影还有原来所说的那种价值吗？尤其是，当有一天每个人都戴着谷歌眼镜，随时随地在窥视，随时随地在拍摄，随时随地在上传，摄影意义何在？

　　近乎崩溃性的追问还不在这里。摄影的泛滥以及海量图像库的存在，已经有力地提醒我们，即使在摄影作为专业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与挑战的年代，摄影的价值其实仍然存在着问题，那就是，摄影因对象而存在。没有对象，摄影没有意义。摄影就是因为对象而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因对象而存活，而发光，而炫耀，而升腾。摄影就是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图像世界。对于摄影来说，如果没有对象，现场、目击与拍摄都不存在。如此一来，对于摄影来说，究竟对象重要，对象是第一性的，还是相反，摄影重要，拍摄才是第一性的？传统的观点是：没有对象，摄影就不存在；即使有对象，在没有摄影的年代，对象不会“真实”地转化为图像世界，对象因而就会消失，像所有没有被记录的瞬间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一样。摄影因对象而富有价值，摄影转化对象为图像世界，对象转存于图像世界之中，最终取代了消失的对象，而成为唯一的视觉真实。从这一点看，摄影是第一性的，对象是第二性的。

　　少有人怀疑这一看法。图像世界的力量也在这一看法中得到张扬。对象稍纵即逝，摄影因这瞬间而生产图像，并因图像而成为永恒。

　　但是在今天，我们却蓦然发现，摄影其实是第二性的，对象反而是第一性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对象，摄影就没有意义。没有对象，我们干吗还要去摄影？

　　即使就所谓“纪实”摄影而言，题材曾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个景观社会，让我们诧异的对象无处不在，于是，摄影家获得了***的丰富的题材。他们寻找，他们拍照，然后生产出照片，然后展览，提醒我们周围那些对象的存在。再然后，观者同样惊异地发现，那些对象的确就在包围着我们，甚至压迫着我们。渐渐地，我们不需要摄影的提醒，而自动地去发现这些个景观式的存在。或者，当中有谁举起了手机，随意把这些个对象拍摄下来。但是，因为你不是摄影家，所以，即使你拍摄下来，也没有一个策展人会接纳你，没有一个摄影展会给你提供场地。那些深刻的摄影研究者和摄影圈内人，那些拥有展示摄影作品的裁判者会和你讨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摄影家，一个优秀或深刻的摄影家，却唯独不与你讨论，对象既然存在，为什么摄影家拍就是作品，你去拍就不是作品？什么才能算是摄影作品？

　　我这样问，马上会引来一堆关于什么才能算摄影作品、怎么样才能做摄影家的专业意见。

　　在中国，我们有着太多的摄影家，多到你真的成为了一个摄影家也没有太多意义的程度。

　　有一类摄影家据说是艺术家，或者，用中国摄影语境来说，叫观念摄影家，他们的作品生产方式，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在现场摆出一个足以让摄影师按照快门的“装置”，然后拍摄。作品就是这样出来的。

　　曾经也有过同类的画家，先行摆出一个“装置”，然后描摹下来，成为独幅油画作品。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把现场做出来的“装置”变成作品？现在不是有“装置”艺术这样一个分类吗？他们把自己设计的“装置”拍摄下来，然后，“装置”，也就是对象不见的，被拆除了，拍摄下来的照片变成了“唯一”的作品。

　　每当我看到这一类作品时，我就总在想，不拍下来又如何？况且，这一类艺术家还可以雇用专业人员来拍摄，以便使作品满足专业摄影的技术要求。只要签好版权合同，拍摄者就不是“摄影家”或“艺术家”，只有观念的创造者和现场“装置”的制作者，才是“货真价实”的摄影家或艺术家。

　　另一个更大的威胁是，曾经垄断现场的摄影记者，现在也几乎无法完全垄断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手机，都可随时随地去拍摄，偶尔肯定会拍出一张可能符合新闻摄影要求的照片，摄影的现场性也就不再专有，新闻摄影还会那么重要吗？特别是，如果紧急事件的现场只被某一位业余发烧友甚至持拍照手机的路人拍了下来，那么，为了对此进行如实报道，媒体也就只能使用这唯一的图片。

　　景观社会的意思是，我们被对象所包围。这提醒我们，即使不是景观社会，我们原来也是被对象所包围的。在摄影成稀缺资源的时候，对象退到后面，或者躲在图像里暗自发光。可当摄影成为人人的事业时，对象反而跑到了摄影的前面，吵吵嚷嚷，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摄影只是一种拍摄的动作而已。

　　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在一个媒体融合的时代，在一个摄影不再稀缺的年代，在一个每个人都在现场，都可以从容拍摄的年代，在一个摄影民主的年代，对象跃升为第一性，摄影还那么重要吗？

　　也就是说，摄影因对象而存在，而辉煌。今天，也许会因对象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