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尔·韦德勒（Muir Vidler）：当时我正在利比亚为世界小姐拍摄外景。在拍摄的***一天，主办方无缘无故安排我们去见卡扎菲上校（Colonel Gaddafi），所以，一个小时后，我和记者以及15个候选世界小姐在房间里等候卡扎菲。
大批留着胡须的利比亚狂热者穿着亮丽的西装在一旁做准备，对卡扎菲的露面充满期待。
就在他进来的那一刻，其中一个狂热者告诉我不能在这里拍照，并拿走了我的相机。一分钟后，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穿着黄色长袍的卡扎菲和每一位候选世界小姐拥抱和亲吻，而无法拍下这珍贵的一刻。
事后一个利比亚朋友告诉我，卡扎菲曾问过我是谁。有人告诉他：“他是一名摄影师。”他又问：“那他的相机呢？”他的助手答道：“我不知道，可能他忘记了吧。”看着一些非常值得拍摄的东西而没有相机，只能双手插着裤袋呆呆地站着，我简直不能形容我有多无奈。
幸运的是，在几周之后，我和一位美国候选佳丽重新回到利比亚。这一次，虽然不能和他说话，但我可以给他拍几张照片——他站着发呆的照片。
布伦特·斯塔佩尔坎普（Brent Stapelkamp）：我想我最糟糕的摄影经历就是，有一次，我要在水潭边拍摄一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和一群群渴得要死的水牛的动态照片。所以我提前给相机电池充足了电，并且清空了闪存卡。
我们一去到那里，就看到一只狮子正在离群，追赶一只犀牛。我已经布置好我的设备，聚好焦，等待拍摄。狮子在尘土中击垮那头犀牛，犀牛拼命挣扎，终究敌不过狮子的厮杀而窒息。我想我肯定拍了至少四十张照片！所以我按下回放键，查看刚刚拍的照片，结果显示屏显示：“无闪存卡”我才想起忘了把清理好的闪存卡放回相机里！我顿时心痛欲绝。
特拉尔·斯科特（Traer Scott）：只能说一个吗？因为我有好几次被动物袭击的危险经历。但要说最糟糕的摄影经历，那就是我刚刚成为专业摄影师的那一天，我要在工作室给一些裸体模特拍硬照，整个布景棒极了，我以为我拍到了一生人中最棒的照片。过了45分钟我才发现，我竟然没有放胶卷！我内心痛苦不堪。虽然“没放胶卷”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很浮夸，但我想每个人一生中总会经历那么一次这样的囧事。
加比尔勒·加林贝蒂（Gabriele Galimberti）：四年前，我在马来西亚给沙发客拍摄肖像照，打算制作一个 “世界沙发客”摄影系列。我去到沙发客所在的11楼露台，架好三脚架，调好闪光灯，在旁边摆好一个白色大伞作为反射物，所有设备都准备就绪。突然一阵狂风刮过来，白色大伞和两个闪光灯都被吹偏了50米，随即从11楼被风刮了下去。美好的一切就这样被破坏了！
丽莎·里维拉（Lissa Rivera）：有一次我和一个外国交换生朋友出去拍照。我想在我们拍的照片里有卧底的警车。我们拍的就是布鲁克林的普通街景，忽然有人要我们停止拍照，但我不太确定他是在跟我们说话。然后，他们带我们去到一个办公室，审问我们，还给我们开了罚单，我们还被带到法庭！幸亏法官立刻撤回了指控。
亨利·哈格里夫斯（Henry Hargreaves）：在拍摄总统的时候摄影器材失灵，只剩下索尼Cybershot智能相机备用。
罗里·尼克斯（Lori Nix）：那是一个非常热的晚上，我在38度高温的工作室里拍摄一个叫Parade的模拟场景，时间长达30分钟。我还精心布置了一组闪光灯和白炽灯以营造气氛。工作室的木地板破旧不堪，走在上面就咯吱作响，还会摇晃到相机，所以我不得不一直亲自固定着相机。其实一直在走来走去的是我们养的一只肥猫戴斯，它一直在相机周围团团转了足足25分钟！它每走近一次我又得重新开始拍摄，当时我几乎抓狂了。
格雷琴·罗宾耐特（Gretchen Robinette）：我最糟糕的拍摄经历就是在一次去夏季音乐节的路上扭伤了小腿肌肉。每当我停下脚步，就感觉有一个锤子猛烈地敲打我的腿。我的小腿疼痛不堪，留下了一块瘀伤。
我几乎不能走动，但是那天早上我和乐队预约了肖像拍摄，所以我只能喝着红牛跛着脚前行。其他的摄影师不停地劝我回家休息，但是我想从这里回家肯定比留在这一个地方拍摄更艰难。我知道这种想法非常不合理，但我不想退缩，而且在拍摄的时候，我会不知不觉地忘记其它一切——甚至是疼痛。因为在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相机里。当然我也需要不时调整我的拍摄点，但因为脚伤我只能坐在同一个地方，让乐队过来我这边拍照。虽然我给每个乐队预留了20分钟，但我每次只能站起来拍三张照片，然后就不得不坐回地上休息。
拍摄虽然苦不堪言，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要在在极短的时间内拍出尽可能满意的照片，这一定程度上也使我更加自信。每当你战胜了自己内心那个“不可能”，另外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所有事情都会变得非常顺利——也可能是我当时已经痛得神志不清了。
亚里·赛斯·科恩（Ari Seth Cohen），《高端时尚：年龄的智慧》（Advanced Style：Older and Wiser）作者：我曾经和很多品牌合作过，而我觉得最无奈的，是有人想控制你的创新想法而不给予你自由去表达一些真切而富有创造力的东西。有一次当我在街上拍摄时，几个女士拒绝了我给她们拍照的请求——我的心都碎了。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那些错过了的人物总是萦绕在我心头。
欧文·奥拉夫（Erwin Olaf）：在911那天我在给力克雷（尼古丁贴剂）拍摄。我正站在模拟飞机内景里，突然我的经理人拿着一套空姐制服进来告诉我，一架小型飞机撞向了双子塔。那一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塔玛拉·斯特普尔斯（Tamara Staples）：我很幸运从来没有在拍摄时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我确实经历过一些尴尬的时刻。在我儿子出生后不久，我去到中央公园为一家制药公司拍摄一个生活式影片。我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去一下洗手间，把我的奶挤出来。这完全不是一件容易对一个23岁男艺术指导说出口的事情。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会很奔溃。
布莱恩·芬克（Brian Finke）：好吧，要翻翻我的黑历史了。我是一个做事非常专注、很有追求的人。有一次，我给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拍照，然而我只给他拍了大概八张照片，他就跑去球场热身了。这原本是一个为知名杂志而做的拍摄，可他就这样没拍几张就跑了。
安娜·福克斯（Anna Fox）：所有糟糕的时刻都很棒。恰恰是过失与困难给我们指出了新的行事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