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迎来了一个肖像过剩的时代。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了自拍，但擅长“美图”的中国人***走在世界的前列。事实上，自拍的中国人早在民国时期就有，这是摄影师认知现代自我的一种方式。自摄影术传入中国以来，“拍摄中国人”就成为一个复杂的跨文化命题。西方与中国本土摄影师各有各的凝视，而照片本身亦透露出美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以及技术、媒介与审美范式的互相塑造。
晚清民国镜头下的城市底层、都市文人、倩女娼妓或满清遗民，再到共和国社会主义美学下的典型工农摄影，都透露出复杂的历史信息。尽管，中国人真正迎来野蛮生长的摄影“春天”，还要快进至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体时代。明星脸、大众脸以及网络时代的网红脸，都在摄影之中安置了自身的存在。
如今，自拍已成为当代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影也不再只是摄影术，而是被层层包裹进修图软件、手机制造业、照相馆、医疗美容业、证件照连锁店等不同产业之中。自拍产业下的“中国制造”，也反过来倒逼着我们去重新审视何为“摄影”的本质。
媒体时代的中国面容
假若对中国人的摄影形象史做一番简单“考古”，我们不难发现“拍摄中国人”既是一个横亘中西的跨文化命题，也是关乎艺术与政治、审美与范式的美学命题，更是涉及技术与媒介、主体与再现的哲学命题。无论如何，晚清民国时代的摄影都算不上普及和日常，不论是近代镜头下城市底层、都市文人和满清遗民，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战士和人民群像，或是共和国社会主义美学下的典型人物，它们作为历史资料，总是显得稀罕、新奇而珍贵。
中国人的摄影形象真正迎来“春天”，需要快进至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体时代。从销量极高的全国性报刊、日渐普及的商业影楼，再到普通家庭拥有的傻瓜相机或数码相机，技术条件与社会生态的改变，撩拨着人们去欲求、创造和拥抱全新的审美趣味。置身网络媒体的新世纪，数字技术又一次颠覆了人像摄影的规则。从中国初代网红的诞生，到社交网络中诸种风格的制造，手机自拍风潮让中国人进入个人影像过剩的年代，而这一次摄影本体论上的跃迁，是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命题。
纸媒时代
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在《脸的历史》一书中提示我们，“脸”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个体特征，脸的历史*终被证明是一部社会史，社会因素被强加在人的脸上并通过后者得以反映，而脸同时也受各种社会条件所制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制造的海量摄影印刷品，诸如人像海报、图书与摄影集，连同普通人自己拍摄的照片，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的面容”。
印刷媒体中的“明星脸”
明星脸是一种媒体脸。由明星形象占据的报刊杂志或长篇封面，透露出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可供传播和消费的脸部审美标准。1979年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就此而言富有代表性。不同于邢燕子、黄宝妹那样典型健康、壮实、英姿飒爽的社会主义工农女性，《大众电影》的封面女星审美史公然透露出“就是要挑逗”的讯息。编辑部主任马锐回忆，“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盼望为靓女，次为俊男。’”这是市场对于面孔的渴求。
80年代、90年代的《大众电影》封面。
上世纪80年代初，叉着腰讲“我漂亮”的电影女星刘晓庆曾以惊世骇俗之语，对尚且保守的中国人进行了一次有关逆反与张扬的启蒙。观察《大众电影》封面刊登的“美人照”，多以圆脸、天然状态为美。在女性形象回归女性化的过程中，《大众电影》还曾因过于性感而引发“伤风败俗”的争议。1982年，陈云曾发出“期刊和广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的警告，他要求中宣部要严格把握这一问题，“我们国家应该是宣传英雄主义的”。
中国新闻年鉴1984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美人像”在所谓的“她世纪”日趋成为主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都市青年主体重塑的市场需求下，电影、女性时尚及生活方式类杂志蓬勃发展，除了《时尚·cosmopolitan》、《Elle 世界时装之苑》、《瑞丽·服饰美容》等主流女性杂志，诞生于20世纪末的男性时尚杂志如《时尚先生》、《男人装》等，亦积极塑造着关于理想女性身体及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在信息爆炸的90年代，评判美女的标准不再整齐划一，美丽变得相当多元化。如日中天的香港电影及娱乐业辐射到内地，风姿绰约的香港女星对中国女性的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使人频频回望。
明星肖像当道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是男色当道的开始。如果说浓眉大眼的国字脸男星唐国强、朱时茂仍与社会主义美学中刚毅、力量型的男性形象具有相近的正气，那么此后中美混血的歌手费翔、台湾少男组合“小虎队”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则带来了异域风情、乖巧、忧郁、文雅或是亦正亦邪的男色倾向。进入21世纪，台湾的花样美男组合F4（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和朱孝天）令整个亚洲陷入狂热。欧美日韩多元化的审美，也伴随海外影视剧的引入而令人瞩目。
香港“四大天王”。
当人出现在图像中时，人脸总是成为图像的中心。伴随大众媒体图像印刷与影视剧的传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迎来了脸部生产的扩张。明星透过大众媒体确立其***，建立了新的脸部崇拜。由明星的肖像制造出不同的偶像类型，为大众提供了不同的幻觉，即便他们在影像之中遥不可及，只将所有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而不做任何回应，但普通人总能透过观看的移情而重新找到自己。
值得留意的是，人们对于摄影肖像的热情不单停留在电影或娱乐明星身上。上世纪末，作家们的脸也开始大量出现在小说封面之中。出版行业似乎在传达这样的信息：人们不仅要吃“蛋”，还要看到“下蛋的鸡”。女作家，包括纯文学作家，尤其是被冠以“美女作家”之人，封面肖像照的亮相成为作品包装乃至畅销的一个环节。对于卫慧这样透过小说教导“新人类”都市生活的作家而言，人的外形已被裹挟为作品的一部分。
摄影师与普通人镜头下的“大众脸”
前些年流行的“八十年代热”与怀旧世纪末代的文化之中，人像摄影构成了召唤往昔灵韵的重要元素。不论是专业摄影师对于社会面孔的捕捉，或是普通人在世纪末的昏暗影楼或是家用相机拍下的形象，都作为普通人视觉经验的表达，而构成对明星媒体肖像的关键补充。这些照片备受推崇，因其拍摄对象或拍摄者来自民间，被认为呈现了中国人自然真实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由此滋生的欣快与怅惘，成为这些人像表情与面孔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肖全、刘香成、任曙林等摄影师，因其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细腻捕捉，而在近年来的集体怀旧中成为大众熟知的“时代记录者”。他们的作品既塑造也符合了新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纪末的人之美学的想象。
被称为“中国***的人像摄影师”的肖全，某种意义上奠立了中国文青男女在文化浪漫年代的形象典范。他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一代”的拍摄，而他拍摄的对象（也是朋友），后来恰好成为文学、诗歌、音乐、影视、美术、演艺领域颇有声望的“英雄人物”。相纸中透露的忧郁、矜持、不安或桀骜气质，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化圈骚动而又温存的影像叙事，以及无法被“中年危机”所消解的、可供反复咀嚼的神话。
肖全人像作品。
城市急遽更新换代，令恋旧情节迅速酝酿。任曙林于1979—1989年间拍摄的《八十年代中学生》，被“八十年代”的鼓吹手、艺术家陈丹青称为“一段青春的影像记录”，“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背影”。“五六十年代的房舍、旧式的课桌椅、木质黑板，改革初期的成衣，平民孩子的穿戴，还有辫子、粗布鞋、国产的球鞋，甚至女生倚傍携手的姿影”，这些早年共和国的物质形态，连同“八十年代的神态”，此后逐渐地，***性地消失了。切近而又遥远的时间感，持续而又断裂的改变，对于摄影师而言是天然的富矿，普利策奖获得者刘香成因此受到中西方评论家的赞誉。他甚至因此得到某种看似矛盾的评价：陈丹青认为“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而当代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则认为“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时代庞杂的信息量令这些面孔意味深长。
任曙林作品。
刘香成作品。
无论如何，上世纪末的中国人迎来了美的平民化时代，除了获认可的摄影师能捕捉到这种“美”，商业摄影与业余摄影使普通中国人也能够记录自己的脸孔。家庭旧相簿里，往往充斥着上世纪末兴起的影楼廉价艺术照：儿童脸上挂着浓烈夸张（甚至跨性别）的妆容，一家人站在东方明珠或埃菲尔铁塔等世界名胜为背景墙纸跟前，佯装完成了一次异域的旅行。此外，还有大量由家庭成员以傻瓜相机拍摄的亲密的、非正式的照片，那些充满曝光错误、抖动、缺乏构图或是欠缺美学设计的粗糙作品，恰恰表明个人形象的生产进入了更加“民主化”的过程，与私人体验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
柯达相机的口号是，“你负责按按钮，我们负责其余。它把摄影推到了成千上万的人面前，无需培训或任何技巧就可以自己拍照。如约翰·塔格在《表征的重负》中所说，摄影所谓的“民主”虽然受益于新技术的发明，但如果不是摄影产品的营销概念发生了激进变化，它断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柯达不仅原创了一种相机，而且把自己的营销目标锁定在那些从未拍过照的人，这种对于摄影实践边界的跨越相当激进。
培护大众业余摄影观念的关键，在于设备和材料的大规模生产、机械化的维护、高度组织化的市场结构。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对于使中国人谜一般陷入狂热的“自拍”而言，也是如此。
网络时代
当流行歌词唱道“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就好像是在说罗兰·巴特对于摄影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比喻：“照片的命运和（易逝的）纸张一样，就算它被印刷在较为坚硬的材料上，它死亡的必然性也不会减少半点；和有生命的机体一样……它的生命只能绽放片刻，便会随之衰老。它会受到光和潮湿的侵袭，并因而变得斑驳，直到生命耗尽，***消失……”老照片受到被拍摄的实在参照物的束缚，它的生命载体会泛黄，会变化和老去。时间的消极性，对于摄影的韵味起着有益的作用。当我们感怀旧照时，我们在感慨岁月无可避免的磨损。
然而，数字图片与自拍时代的到来，让“摄影”摆脱了这种脆弱的物质性，它不但可以永葆当下，而且能够任意修图，这对摄影的真实性提出了彻底的质疑，也使旧式胶片对于所摄之物的爱和忠诚显得煞有介事。当我们拿起数码相机或手机，轻描淡写地说“拍照”时，它一开始就与虚构相互杂糅。如韩裔哲学家韩炳哲所说，数码摄影的自由，使它对于现实只剩下引用式、碎片式的关联。这种便利性使得数字媒体时代的拍摄者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人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图像消费者，或被摄者，也成为自我图像的活跃生产者。在21世纪，中国不断涌现的初代网红群体，就日渐体现出自我形象生产的多样性。
网络论坛“网红”的诞生
网络论坛兴起的初期，已有不少依凭个人肖像而“红”的素人。比如2004年，水木清华、北大未名和MOP等网站因出格的“S”身形照片而走红的芙蓉姐姐，以及几年后因外形与言论均令人瞩目而走红的“奇葩”凤姐。尽管她们的标新立异，击中的是网友“审丑”心态。无论如何，那是百花齐放、恣意作妖的审美异质性时代，一切标准尚未尘埃落定。那一时期，QQ空间还曾流行非主流风格的大头贴与自拍照。
MSN时代走红的网红鼻祖“毒药”，是此后奠立新美学范式的某种先声。2005年起，“毒药”在MSN空间里记录自己的个人生活，配发大量照片。一位俊美、多金、有才华、有品位的神秘青年男子，他在英国留学的经历，对艺术与时尚的理解以及旅行见闻，透过仿拟“大片”的个人肖像呈现出来，并迅速俘获了一批忠实粉丝。
“毒药”的走红似乎预示了早期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互联网即将转向图像的视觉爆炸，以及此后“颜值”时代的到来。他作为素人“明星”被崇拜和追捧的形象，甚至早于郭敬明小说中那种典范式的偶像般的男主角。在智能手机、单反与微单等设备不断更新，以及影视写真、古装、私房照等艺术照类别的日益丰富之下，我们见证了网络上不同风格肖像照的生产。猫扑、天涯、豆瓣等草根论坛，都产生了各自的“女神”“男神”范本，比如豆瓣上文艺女神张辛苑、复古少女南笙等，是风格化修图和滤镜的先行者；而以素颜著称的奶茶妹妹，则成为直男审美的标杆。
如果说脸在大众媒体时代早已成为娱乐业和新闻业的主宰，那么在数字媒体时代，人们对于脸的偏好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不少网红可以仅靠颜值在网络立足。而此前，只有影视明星才能俘获大众的幻想，大众传媒制造的“明星脸”与普罗大众的“无名脸”之间是一条横亘的沟壑。如今，理想图像也可以被其他更为日常、可接近的偶像“网红”所占据。这种偶像不但易于崇拜与模仿，而且乐于回应观众热切的目光，因为这也是他们将自我肖像发布在网络上供人赏味的初心所在。
自拍时代“网红脸”的诞生
智能手机的自拍功能与修图软件的美颜效果，使每个人都能从事“脸部图像生产”。晒图成为一种日常，而令人满意的自我肖像在社交网络上才是可展示的。一种对脸的私人消费正在互联网上蔓延开来，人们纷纷将自己的“脸”放到网上供人观赏。居伊·德波（Guy Debord）曾提出“景观社会”，如今人们可以与自己的网络肖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之中。
当自拍成为惯常时，有关自拍的方法论自然得以形成。在当下的中国，这种范式俗称“锥子脸”，尽管尖下巴、白皮肤与大眼睛的标配被很多人讽刺为“假脸”（这种长相毕竟太不“中国人”了，更像是漫画人物），然而这种审美仍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影视明星范冰冰与Angelababy的面孔既是这种面孔的渊源，也是这种面孔的模仿者，因为她们也需要不断参照这副“面具”来“修订”自己自然生就的脸。受到男色消费的影响，男性网红的自拍往往介乎男性气质与“无性别意识”之间，近年流行的小鲜肉，追求一种“比女生更美”的精致样貌。
发布自拍照成为女明星的惯常做法，既体现也引领着自拍时代的审美。图片摘自鞠婧祎、景甜、范冰冰个人微博。
显然，自拍时代对于“好看”的理解在变化。大众媒体与数字媒体发生了分层，***杂志与时尚大片中的明星与模特形象依旧起到了范式奠基的作品，人们发明了“***脸”、“鲶鱼脸”等词语去形容那些不同于“锥子脸”这种普通“商业外形”的审美术语。普通人可以借助自拍与美颜而获得一张近乎明星脸，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明星的自拍甚至可以比普通网红更不堪（比如以自拍糟糕著称的神仙姐姐刘亦菲）。网红的出现，与明星分庭抗礼，尽管二者的落差在于是否能走出美颜镜头。不过，如今“网红/主播”已成为富有生产力的行当，他们的身份正在慢慢被接受为一种“正当职业”。
尽管以“自画像”为前身的“自拍”是人类源远流长的欲望，是主体建构自己视觉形象和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但在今天，自拍更为关键意义则在于传播。刘涛在《美图秀秀：我们时代的“新身体叙事”》一文中指出，自拍使人抽离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获得一种美学化、碎片化的神圣感，这种自我图像成为一个暂时性的偶像。在网络上向朋友展示美化过的自己是第一步，而此后话语的互动（获得评价和赞美）才是这一仪式的高潮。这意味着好友也将我的自拍当成某种偶像来看待，久而久之，围绕自拍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的膜拜结构。明星脸、大众脸、网红脸，正是在这种结构下交互融为一体。
脸的产业
自拍时代的“中国制造”
没有人再过着无图像、无脸的生活。
——乌尔里希·劳尔夫（Ulrich Raulff）
如果不能尝试理解“自拍”，我们将很难谈论***的摄影。自拍已成为当代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了自拍，但中国人***走在世界的前列。不同于摄影术传入初期时国人所身陷的被动，今天自拍产业下的“中国制造”，正在将某种高度量化、技术激进的美学范式变成一种“自然状态”。美的立法者不再是作为审美***的导演或摄影师，也不是作为立法***的国家，而是无法还原到具体个人的数字化大众。
在修图软件、手机制造业、照相馆、医疗美容业、证件照连锁店等做“脸”生意的新旧产业之中，脸的数据化已成规范，进行着隐蔽的、日常的、无休止的审美价值观规训。当我们发布一张照片需要郑重其事地宣布“无滤镜”、“无美颜”时，说明未经修饰的图片已是稀罕之物。作为颜值经济的代表，仰赖照片的美图公司和医美APP新氧如今已成功上市。摄影被层层包裹进不同产业，反过来倒逼着我们去重新定义“摄影”的本质。
一键美颜，从技术上垄断“美”
如果你愿意，你也将是一个被“加工”的对象，希望你“出厂”的时候足够闪亮。当然，别忘了来美图秀秀社区发布你的“出厂”造型。
——美图秀秀广告文案
华为G9 Plus自带的相机中，嵌入了业内首创的实时美妆，它是当下颇得姑娘们欢心的自拍模式。
——华为G9 Plus自拍美学
成立于2008年10月的美图公司堪称中国美颜界的鼻祖，它声称“让世界变得更美”是其使命，“打造美丽生态链,让每个人都使用美图产品”是其愿景。它所创造的一系列软硬件产品,的确推广了一种审美：白乃至于苍白，眼睛不合比例地大，下巴尖削以至于锋利。偏爱可爱、无辜更胜于美艳的中国口味，也在其滤镜选项（萝莉控、少女日记等）中有所体现。由于诸多“一键美颜”设计是针对理想化女性面容的，因此，糙汉使用美图软件拍摄的照片，往往呈现出反差的怪异（比如高晓松）。
美图后的特朗普与希拉里。
如今被视为“中国特色”的人像美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将黄种人向欧洲人改造的人脸算法——高鼻大眼、轮廓清晰的欧式长相，被置于颜值食物链的算法顶端。这也是何以美图秀秀在海外市场被斥“种族歧视”的原因，它的美丽魔法将黑人“一键”变为介乎黄种人与白人之间的“另类”。
美图手机、OPPO、华为等主打自拍摄影功能的国产手机，让自拍成为一门预先“加工”的艺术。你在前置镜头中看到的自己，已经是一张经过层层修饰的数据之脸。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工业感深重的“美图脸”究竟“美”在哪里。正如常理看来，匠人耗费数十年打磨至温润的玉石，总比工业切割出流畅而无稚拙感的玉石更富于美感一样。然而“美图”软件的颠覆性在于取消真实身体的合法性，这是一种介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洗心革面。
如同傻瓜相机让摄影属于每个人一样，滤镜也让所谓专业修图能力属于每一个人。美图家族的不同产品为角色加工艺术提供了配方说明。比如——
美颜相机：“一秒变美,效果超自然,卖萌搞怪时尚啥都合适”;
潮自拍：“主题滤镜库帮你拍出电影级大片”。
美图秀秀：“潮人都爱的全新滤镜 让你随手拍出***感，来社区分享你拍照秘籍”。
即便有人认为Instagram、Snapseed等海外修图软件比看起来机械而廉价的美图滤镜更为“***”，但美图秀秀创造的风靡小程序却具有不同凡响的新奇吸引力，对中国人与老外而言都是如此。比如,2017年Twitter**传着将特朗普、希拉里及各国明星政要P成唇红齿白娃娃脸的滤镜，这被视为美图秀秀一次成功的海外输出。尽管这些滤镜走红之后都迅速过气，但速朽正是流行的真谛。
如今美图公司已在战略上宣布转向社交，这种脸的共同体可以基于线上也可以基于线下。一张自然的脸将无法得到一张面具的回应，这就是当今自拍世界的准入规则。“一键美颜”基于一套机器学习算法的运作，而这背后则是AI产业“码农”乏味的重复劳作，修图工具在模型训练阶段开始之前,需要数据标注员先做好图片的标注，正如医美医生在脸上标注出需要更正的错误五官那样。
左图是《上影画报》1958年第8期封底，纪录电影《黄宝妹》中的黄宝妹，她是上世纪50年代的工人明星和时尚偶像。后两张是使用美图秀秀滤镜“萝莉控”和“少女日记”之后的黄宝妹形象。
可量化的美，一种反面相学的“看脸”
美不是天赋，而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为此新氧正推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让变美这件事不再依据让人抓不住、摸不透的主观标准，而是完全可量化、有数据支撑的标准体系。这套标准体系不仅可以帮助医生更***地承接来自用户的感性诉求，同时也可以帮助医美消费者利用科学更聪明地变美。
——新氧美容微整形专业医美广告
美颜相机已预先规划了“美”的范式，这也意味着人要反过来去配合工厂标准件的制作标准，透过学习加以自我改造。专业医美APP新氧对于摄影的运用，恰恰体现出这一点：数据化的脸如何反噬自然的脸？透过对于人像照片的“科学”分析，新氧将千人千面定义为需要“返厂加工”的残次品。
这是人像照片在今天的新功能，它是量化美学凝视与研究的对象。2019年1月，新氧***发布了《2019新氧美商报告》，第一次对“美丽商数（beauty quotient）”这个概念给出了清晰定义。即，一个人对美感和美学的感知、理解与运用能力。除了智商（IQ）和情商（EQ），如今我们也有了“美商（BQ）”。
或许我们更为熟悉的词语是“颜值”。然而,“美商”一词还包含了更为***的分类。去年，新氧推出了一款叫作“新氧魔镜”的智能产品，它基于平台大数据与AI算法分析人脸，底层是由一百多个脸部特征构成的网状结构，这些脸部特征的不同组合,*终都可以归属于三个分析维度的框架下：年龄感、智力感和距离感。
一个人的独特气质，往往可能是由一两个面部小特征所决定的。新氧将这些特征称为“颜值代码”。颜值代码不仅决定了不同人的气质，还可以为希望改变外形的人们提供精确的数据指引。这意味着被视为每个人面容中的“独特”，都可以被程序化和代码化。我们甚至可以基于“颜值代码”和平台消费数据，来预测未来一年的流行脸型。比如新氧断言，黑莲花脸、厌世脸和争气脸将是2019年的流行趋势。
发明概念永远是重要的，尤其是借助科学化的语言。今天的人像美学陷入了类型学的狂热。新氧所命名的脸的风格类型极富画面感：幼幼脸、少女脸、好嫁脸、御姐脸、仙女脸、高智商脸……与此同时，它将幼齿、聪颖、淡漠、呆萌、成熟等不同感觉祛魅，并还原为***的数值和比例。
这是一种反面相学的计算。中国古人讲究看相修心，相随心转；西方城市现代性兴起时的面相学，则致力于研究阶层和辨别犯罪。今天的面相学则打碎了美的整体性，这依赖于机器的感知方式来做“图解”，*终要达成的实践是透过整容“改运”，尽管其标准可能是一种“无人”之相。
*为吊诡的是，在“新氧美学院”关于美的论述中，***被拿来举证的是天然美女张柏芝、刘亦菲、林青霞等女星的脸。透过拆解这些天然的面孔，医美论述将鼻子、嘴部这样的细节转化为一套“浑然天成”的方法论，其结论是“唯一正确的审美是‘自然’”。然而实际上，天然***的特质恰恰是生成与未知，是造化而非改造。
事实上，修图和整容都非新事物，民国都市女性中已经流行欧化长相，比如林徽因就曾被质疑做过双眼皮，民国女明星也会使用双眼皮胶。然而，这与今天基于影像大数据的医美产业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因为算法的普遍原则比审美的个人趣味或社会风尚具有更强的规训能力，即便是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美学，也无法具备这种内在的强制性。
分享一张证件照，作为法律证据的人像
证件照是你***的名片，它必须展现你美好的一面。我们提供规范的仪态标准和自然的妆容。
——“天真蓝”广告文案
网红男女所推崇的锥子脸，其切割琢磨并非基于人的审美标准，而是为了符合上镜以后的美学标准——镜头屏幕会将人脸拉宽。美图AI的存在，即是按照镜头标准改造自然的人面，近来网传哈萨克斯坦总统沉迷美图秀秀的糗事，因他国总统不给自己P图而*终暴露。新闻图片的真实性也受到美图软件的考验。
这种美学规训就连证件照也不能幸免。如今，结婚照是朋友圈*能吸“赞”的照片类型，在“天真蓝”这样的摄影工作室拍摄一张能在社交网站“拿得出手”的结婚照成了必然之选。在艺术理论家约翰·塔格看来，证件照原本是权力毛细血管式的运作工具。19世纪新的复制技术使图像在西方得以大规模应用后，照片作为一种身份识别标准，成为政府统计匿名人群和监控大众面孔的手段。而如今监控也必须服膺于新的脸部哲学。
网友说，“好想活在‘天真蓝’的身份证里”。社交网络使得证件照成为具有传播价值的可消费之物。当吃瓜群众对于明星素颜证件照的憔悴和平庸故作惊诧时，我们忘了“明星脸”原本就是一张面具。
摄影术早被质疑的真实，在今天的自拍时代反过来生产着另一种真实。网红可以透过影像生产传播带货赚钱，现实生活则构成其平行世界。人们可以为取悦自己而去改动面目，然而有关“美”的话语规则早被现实制定，成为我们难以摆脱的叙事。后现代社会似乎再难寻觅一种集体身份，然而统治集体的范式却从未远离我们。如汉斯·贝尔廷所说，在脸上佩戴人造面具的原始习俗在现代社会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得以延续，“人们宁可终其一生戴着面具四处游走，也不愿满足于拥有一张天生的脸，天然的脸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