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9日,94岁高龄的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之一,弗兰克是推动世界摄影发展的关键人物,其代表作品《美国人》,更是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一大批摄影家的创作之路。
在这特殊的时刻,翻看着弗兰克留下的一幅幅经典作品,我们能否回想起:一个总是为他人定格图像的人,自己究竟拥有怎样的容貌和精神?
同样的疑问,也曾经在摄影家钟维兴的心中掠过。不同的是,自从偶然为萨尔加多拍下肖像照后,他便立即付诸行动,开启了为当代摄影大师造像之路。
罗伯特·弗兰克、威廉·克莱因、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约瑟夫·寇德卡、贝尔纳·弗孔、莎拉·莫恩、细江英公、森山大道……自2015年至今,钟维兴已经为世界上近100位摄影家、影像艺术家拍摄过肖像,其中不乏古稀、耄耋之年的老人。
2019年4月,由钟维兴创办的成都当代影像馆正式开馆,《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也以全新的作品和展览设计,与公众同期见面。
Q:最近几年,您最重要的作品当属《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这部作品最初的缘起是什么?
这部作品的缘起很偶然。2015年,在筹备成都当代影像馆开馆展的时候,我们想要请萨尔加多。就在与他见面商谈之前,我正好在印度进行一个肖像系列作品的拍摄,于是我就在会面后提出给他拍个肖像。萨尔加多欣然同意。
之后,我在巴黎还与贝尔纳·弗孔、威廉·克莱因等摄影家会面交流,也一一为他们拍了肖像。
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拍完之后,我才突然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伟大的摄影家,许多年龄也已经很大了。他们一生之中给无数人拍摄过无数的照片,但是居然没有人去系统地记录这些人。
假如我们不是做摄影的,而是其他职业,或许还情有可原。但这些人做了一辈子的摄影创作,结果连自己这个群体都没有得到系统记录。从摄影史的角度来说,这就说不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必须要有人去做,而且做出来一定有意义。
同样的作品,全新的策展
Q:2019年4月,在成都当代影像馆开馆之际,您将《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做了全新的编辑、展示,举办了名为“面对面:摄影师的先贤祠”的个展,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
这次展览的名字叫“面对面”,顾名思义,指的是每个观众可以在这里与摄影师面对面;展览的副标题叫“摄影师的先贤祠”,取自欧洲摄影博物馆原馆长让-吕克·蒙特罗索为展览撰写的前言。
“先贤祠”这个词,源于法国漫画家、摄影师纳达尔在1851年启动的项目,他计划把当时最辉煌闪耀的社会名流肖像做成四个全景记录的档案夹,其中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1854年完成,其中包括作家、诗人、记者等名人的250余幅肖像。有一些我们熟知的人,比如女作家乔治·桑、作家维克多·雨果和大仲马等文学名流,在这组肖像完成时仍然在世。由此,“纳达尔的先贤祠”由此诞生。
纳达尔的先贤祠
让-吕克在这里用到了“摄影师的先贤祠”这个词汇,只是用于修饰我所做的这个“当代摄影大师肖像”计划,展示了《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与“纳达尔的先贤祠”计划拥有的共同性。
Q:这次展览的策展思路是怎样的?
对于《面对面》这部作品,我之前已经先后在重庆、巴西和巴黎举办了三次展览了。这三个展览的区别只体现在作品数量上,而在展陈设计上,仍然是传统肖像摄影的呈现方式。而这次的展览,假如仍然以那种方式呈现,我会觉得很无聊。
我一直在思考,面对同一个题材,能不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呈现,把我这几年从当代艺术中吸取的营养给转化出来,利用当代艺术的相关手法来重新表现这部作品。正因如此,这次展览的定位就发生了改变。
准确的讲,这次个展不是单纯的肖像摄影展,而是一个以《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为素材的当代影像展。它包含了我在面对这些摄影家时记录下来的一切素材,不只是照片,还有视频、3D扫描、实物等。当然,我也不希望简单地去模仿西方的当代艺术,或者采用前人呈现过的展览方式。我想要大胆地做一次实践,哪怕做砸了也无所谓。
“面对面:摄影师的先贤祠”展览现场
这种定位确立以后,我严格控制了照片的使用:凡是对展览整体表达没有帮助的照片就不用,凡是采用的照片则必须与展览上的装置和影像有机结合,成为一个综合艺术品。
我并没有完全抛开摄影,去做一个装置艺术展;但我也没有被摄影困住,做一个单纯的摄影展。我将两者综合起来,把这次展览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Q:说到装置和影像,这次展览有一个空间很特别,墙上没有一张照片,而在天花板上却挂了几十个屏幕,每个屏幕都在不断地、反复地闪动着那些摄影家被您拍摄时的动态影像。
虽然我不可能把自己拍摄过的90多位摄影家照片全部挂在墙上,但作为一个项目的完整呈现,我又希望能让他们在展览中有所体现。于是,我想到在拍摄摄影家肖像时,我的相机上面有一个同步记录视频的摄像头。我把这些视频剪辑出来,制作成这个展厅里的视频作品。
在全球摄影界,我所拍摄的这些摄影家都称得上是璀璨的明星,所以我把展现他们影像的视频作品挂在天花板上,就像宇宙中的一颗颗星星。我觉得,以一生的创作、成就以及对摄影发展的贡献来讲,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仰视和致敬。
“面对面:摄影师的先贤祠”展览现场
90多位摄影家,数不清的故事
Q:在开始拍摄《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之后,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首先,就全球摄影界来讲,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怎样取得这么多摄影家的信任,让他们接受拍摄,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其次,大多数艺术家都很忙碌,要想约到他们时间也很难,比如杉本博司、安妮·莱博维茨、杰夫·沃尔、辛迪·舍曼等,我都关注了很久,但是至今还没有拍到。
Q:那您得到的最大的帮助又是什么呢?
说到帮助,我必须要先感谢萨尔加多和让·吕克。
萨尔加多是第一个被我拍摄的摄影家,假如他对我没有信任,不让我开这个头,这个项目可能就不会成立了。除了让我顺利拍下照片,他后来还主动给我介绍摄影家。
让·吕克是当时的欧洲摄影博物馆馆长,当我把照片给他看并讲了这个想法后,他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由于当了多年馆长,他跟许多摄影大师都非常熟悉,就开始主动帮我进行联系。
后来,三影堂的荣荣和映里两口子也帮我联系了很多日本的摄影家,所以我才拍到了细江英公、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等。
实际上,这个项目能进行到现在,不是因为我的能耐有多大,都是依靠这些非常好的朋友帮助。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件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森山大道
Q:目前,您一共拍摄了多少位摄影艺术家?
90多位。
Q:可以讲讲其中比较难忘的拍摄经历吗?
太多了。可以这么讲,我拍摄的90多个,其中至少包含了900多个故事。
比如贝尔纳·弗孔,我们原本不认识,但因为这次合作,他从此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作为置景摄影的开拓者,弗孔在摄影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完成了对传统摄影的彻底反叛,将摄影从照相变为造相。
但弗孔也有着自己的个性,那就是从来不接受别人的拍摄。对此,他曾经这样说过:“这并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决定。我无法忍受现在的样貌。我与它共存,我的朋友们也能接受它,但他不再是那个置景拍摄了《悠长假期》系列和《爱之屋》系列作品的人了。那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创作,向后隐去了。若让摄影师的虚幻身影僭越了他所造图像的永恒之美,将是多么可悲。”
贝尔纳·弗孔
但是,当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而我想要拍摄他时,弗孔在我们的友谊和他的原则之间达成了一个妥协。
第一次拍摄时,他随手拿起一个空纸箱套在头上让我拍。之后,他则是戴着面具或者以剪影等其他形式进行拍摄。他的底线是,只要不正面拍到脸就可以。
当时,即使可以拍,但一想到拍肖像不能拍脸,我还是感觉挺别扭的。不过,当真的拍下弗孔戴着各种面具的肖像后,我又突然发现,假如让我直接拍他的脸,可能还没有现在这样戴着面具更有趣、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这种特殊的形式,反而让弗孔的肖像成为《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中最特别的一组作品。
“让作品与摄影家的个人创作之间产生某种联系”
Q:在拍摄之前,您一般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第一,我会尽量详细地查阅相关资料,艺术家的书籍、展览,尤其是他曾经被别人拍摄过怎样的肖像。
因为拍摄肖像,是特别容易重复的一项工作。我有一条原则,不管别人拍的肖像有多完美、多有艺术性,我绝不做重复的工作。因为在艺术创作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模仿和抄袭。所以,我去研究被摄者以前的肖像,不是为了学习和模仿,而是为了避开它,尽量创造出不一样的作品。
第二,我会下功夫研究摄影家的生涯和作品。
以前,我拍摄人物肖像主要从脸部轮廓、性格特点等角度入手。从脸部轮廓入手,主要是为了抓住人物的外观特征,但这种东西往往会流于表面。而这些摄影家并不是电影明星,我无需拍下他们美丽的脸庞,而应该更注重他们的艺术成就。从性格特征入手也会有问题,我跟每位摄影家的接触时间并不长,怎么能深入了解他们的性格呢?
假如以这种传统肖像摄影的方式去策划拍摄,我觉得拍不了几个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我必须把每位摄影家的作品给研究透了,并试图将他们独特的艺术特色与我的肖像拍摄结合在一起,这样作品才会充满力量和活力。
安托万·普贝尔
杰拉德·兰思南
Q:您刚才也提到了,一般来说,肖像应该试图挖掘被摄者的性格与内心,但当这些被摄者变成了世界知名摄影家后,还仅仅满足于展现这些似乎就远远不够了。能不能详细讲讲,您想要在这些“大师肖像”里展示怎样的思考呢?
总的来说,我想让作品与摄影家的个人创作之间产生某种联系。假如被拍摄的摄影家能跟我共同参与构思和创意,那就更好了。
比如阿诺·拉斐尔·闵奇恩,他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拍山拍水,而是将自己的身体——一个脚趾、一条腿、一颗脑袋,放在自然环境中,然后用相机记录下来。从本质上来讲,阿诺其实是一位肢体艺术家。这些照片既记录了他的行为艺术,同时也是非常好的摄影作品。
当看清楚这一点后,我就在拍摄时提出:能不能充分发挥一下你的肢体表现力,我们合作完成一个影像作品。
阿诺很认同,他在我的临时摄影棚里找了一把椅子,把上身的衣服脱掉,抱着椅背让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我认为自己与阿诺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合作,他的肢体行为让照片变得非常生动、非常有力量。
阿诺·拉斐尔·闵奇恩
比如让-克里斯托弗·巴洛特,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好的系列作品,其中用到了骷髅头。我就在让他找到那颗骷髅头带到拍摄现场,并利用这个元素进行创作。
一个艺术家,假如别人怎么表现,自己就怎么表现,那叫抄袭;但是假如我把他创作中的某一个元素提炼出来,变为自己的新创作,那就不同了。
所以,只有在把这些摄影家的作品研究透彻以后,我才能充分地记录和表现他这个人。并且,从这个角度去拍摄,也就避免了与其他人拍到相似或重复的作品。
让-克里斯托弗·巴洛特
Q:具体到拍摄中,您拍摄一位摄影家大致会花费多长时间呢?
一般来说,至少要一个小时。但是,在这一个小时里,我更多是在和摄影家聊天,做一个深度的访谈。通过聊天,我可以对摄影家的作品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解读,这会增加接下来拍摄的把握性。
此外,这种交谈也可以让摄影家渐渐放松下来。这个过程会占据大部分时间,而真正的拍摄通常都很快。
Q:萨尔加多曾经提到,您的拍摄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拍得很快,他说这与许多其他拍摄肖像的摄影师很不同。
这是我的一个原则。通常来说,我真正的拍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
首先,根据我的拍摄经验,假如让人面对镜头一个小时,基本上不太可能再展现出什么情绪来了。而且,这些摄影家很多年岁都不小了,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再说的现实一点,假如是萨尔加多拍我拍了一个小时,或许我还可以忍受,但我不是他那样的大咖,怎么会有摄影家让我这么折腾呢?
其次,我认为摄影也不应该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用大量的时间拍大量的照片,其中总有一张好的——这样的心态和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能体现摄影师缺乏自信。
我觉得,创作作品一定要在自己最富有灵感和激情的时候。当然,具体到肖像摄影中,被拍摄的人也同样需要富有激情。因为肖像不是风光,假如我和被摄者没办法进行情绪的互动,是不会产生好作品的。而这种情绪,通常只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
奥兰
“我的创作已经远远不局限于拿着相机拍肖像这件事”
Q:完整看过您拍摄的90多位摄影家后,我觉得您的拍摄风格似乎经历过一次转变——早期的肖像大多比较传统,后来则更多运用到闪灯、慢门、重曝等手法。
确实是这样。一开始,我主要还是按照中规中矩的手法去拍的。但是,由于和世界顶尖的艺术家接触越来越多,我发现自己必须对拍摄手法进行一个全面的总结和思考。
人物肖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材,自从摄影术发明以来,就有了肖像摄影。如果在拍摄肖像时不思进取的话,那我最多完成一个文献记录的工作,在艺术价值上则不会有太多收获。而且,作为一个摄影师,假如没有属于自己的摄影语言,那作品也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之后,我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体现在画面上就是结合造型灯让作品产生一种神秘、迷幻的感觉。而在作品色彩的最终呈现上,我现在也基本统一为黑白了。
让-皮埃尔·拉丰
Q:但是,即使在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拍摄风格后,您似乎依然会进行标准肖像的拍摄,这是出于什么考量呢?
我的拍摄流程通常是这样的。
首先,我要做一个基于文献价值的记录,比如说非常清晰的人物标准照,一组用胶片拍摄,另一组用高清数码相机拍摄。这个阶段,我主要进行非常客观的记录,因为这些资料今后会拥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作品我称之为规定动作。
其次,我就要开始自选动作了,即进入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这时,无论是设备的使用、灯光的使用以及拍摄方法的使用,我都会按照最能表达作品的摄影语言去操作。
我现在使用的设备,根本不是大家想象的多么高级的相机,很多时候就是理光的卡片相机。由于相机的像素没那么高,反而会让画面产生的一种颗粒感和粗糙感,而这种感觉正是我想要在作品中展现的。我认为,它能让艺术家一些内在的东西更好地传达出来,更容易打动人心。
很多人一谈到设备,好像三亿像素都不够用,但我认为,关键在于这么大的像素对你的作品产生了多大的价值。艺术家一定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语言,什么设备和方式能提升作品的表现力,那就大胆去用。
安藤忠雄
卡别耶拉·莫拉维茨
Q:您在创作《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时,不只是拍摄静态照片,还会采集视频、音频等……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做了形式如此丰富的记录?
其实,我的创作已经远远不局限于拿着相机拍肖像这件事了。这是我的出发点,也是作为一位摄影师的本分。但在这个基础上,我还会结合被摄者的行为,进行一些视频记录。此外,我还会运用现在的3D扫描技术,对摄影家的全身信息进行记录,并运用这些信息进行后期创作。
当记录下这些摄影家的丰富素材后,我希望能运用它们将《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做成一个当代影像作品,而不仅仅是一个肖像摄影作品。
假如我只把自己当作摄影师,只做肖像摄影,我觉得这是对当下艺术资源的不尊重和浪费,并且这种创作可能也不会走得很远。我觉得,如果想要摄影未来得到充分发展,一定需要吸收各种跨界艺术的营养。
Q:放眼未来,在传播层面,您希望自己的这组作品达到怎样的效果?
毫无疑问,每一个进行创作的人,都希望作品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和最热烈的反馈。但是,这个结果不需要预想,因为好东西永远能传播出去。
其实,我并没有把展览的传播仅仅看成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我更希望通过分享与传播,展现作品自身的价值与力量。
尤其对于《面对面》这个专题,它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作品,还涉及到这么多值得尊重的摄影家。所以这种传播,也不只是对作品的传播,同时是对摄影家的传播,是对摄影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