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阿兰·朱利安，法国人，曾任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艺术策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欧洲联络处首席代表，他是2005年、2007年两届广东美术馆“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此次他受邀担任第三届大理国际摄影节总策展人，负责策划展览海内外80位摄影师的作品，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摄影师。
　　在朱利安的眼中，他不想用好坏来区分作品，而是用重要与否来评判。他认为：现在摄影的发展最终将面临着与老一辈人共同的课题：表达自我，讲述内心，这才是最真实的，而不是利用客观现实。最后，他表示这次大理摄影节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切太快了”。

　2011大理国际摄影节总策展人阿兰·朱利安(Alain Julien)

　　法国人，1952年出生，曾参与创立法国佩皮尼昂摄影节，曾任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艺术策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欧洲联络处首席代表，2005年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创办人之一、海外主策展人，同时他也是2005年、2007年两届广东美术馆“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此次，阿兰担任大理国际摄影节总策展人，摄影节主题为“生活在别处”，展览时间从9月25日到10月7日。

骆丹《素歌》系列作品之一

　　阿兰·朱利安(Alain Julien)，一脸络腮胡子，他是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的外甥。此次他受邀担任第三届大理国际摄影节总策展人，负责策划展览海内外80位摄影师的作品，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摄影师。

姜健作品《中国人在巴黎》

　　虽然将舅舅马克·吕布的部分作品带到了大理，但阿兰最近十年最关注的是中国摄影师。“我最关心的并不是摄影，而是摄影师。通过摄影表达内心的摄影师，如果他们有‘话’要说，而且有能力通过影像把‘话’说出来，他们就是优秀的。”

用重要与否来评判作品

东方早报：这些年你一直关注中国摄影师的作品，大理摄影节上的哪些作品让你印象深刻？

阿兰：首先我要强调，我喜欢长期关注一个摄影师的发展，看他们的作品是如何成长和进化的，因此很多摄影师给我的深刻印象并不只来自本次摄影节。比如罗永进、骆丹，还有既作为策展人又作为摄影师参展的颜长江，以及代表传统学院派的安哥，他们都极其出色。

　　其次，我最关心的并不是摄影，而是摄影师。我并不关心那些“技术派”，而关注通过摄影表达内心的摄影师，如果他们有“话”要说，而且有能力通过影像把这些“话”说出来，那么他们就是优秀的。

　　对我来说，我不想用好坏区分作品，而是用重要与否来评判。如果这张照片在当下非常重要，那么就是好的。比如说，此次参展的姜健作品，乍一看只是个普通中国人在法国的肖像摄影，但仔细看发现他表达的是一个中法文化的碰撞，因此照片很特别。

东方早报：能否具体谈谈中国摄影师的发展轨迹？

阿兰：比如此次参展的河南洛阳摄影师王豫明，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摄影师。1999年我认识他，10多年来，他惊人地保持着对题材始终如一的敏感度，一步步通过改良和探索摄影表达方式，来传递内心情感。和许多摄影师不同，王豫明持续不断地关注同一类题材，并且越拍越好。(编者注：王豫明十余年来关注乡村题材。)

数码技术颠覆“真相论”

东方早报：年轻一代的摄影师和前辈之间有何不同？

阿兰： 有巨大的不同，同时也有相同。首先，摄影本身就是一代代进步。两代摄影师的最大区别和“Photoshop”（后期处理）的技术发明有很大关联。年轻一代的摄影师生在一个数码后期时代，他们很容易掌握这门技术，而老一代摄影师却是一步步走到今天。

　　在没有“后期暗房”的时代，老一辈人曾经一度相信摄影就是记录“真相”。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不同国家的政府都会把摄影当作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尤其是在面临政治危机时，但当时那些摄影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现在，Photoshop的出现轻而易举地颠覆了摄影的“真相论”。年轻一代出生在这个没有“真相”的年代，所以很容易接受这个理念。这既是技术层面的进步，也是意识形态上的解放。

　　人们曾经认为1840年摄影术诞生后，绘画艺术只有死路一条，但事实并非如此。摄影的诞生反而拯救或者说解放了绘画的形态。现在摄影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新旧两代人的成长背景不同，但最终将面临共同的课题：表达自我，讲述内心，这才是最真实的，而不是利用客观现实。

　　东方早报：这几年，摄影圈有几个潮流，比如拍摄人造景观的新景观摄影，还有一组时间跨越度很大的“老照片”。你有什么看法？

阿兰：你说的这两类也正是我感触最深的。不论是那些新景观摄影还是时间跨度很大的拍摄项目，他们背后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就是中国人（不单单是摄影师）的扪心自问：关于未来的希望、恐惧，对于改变的不确定，以及对于当下存在感和身份感的叩问。其中，在中国，“改变”这个命题尤其重要，在艺术圈内也普遍受到关注，摄影也是作为其中一门艺术在反映“改变”。

“传媒业不能依靠广告”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似乎普遍都有“生存困境”。

阿兰：在市场面前，摄影师永远是被动的。在中国的大小城市有很多博物馆，很多地方没有物尽其用，甚至对保护和保存作品不屑一顾。倘若10年后，一半的博物馆被改造成酒店或是购物商场，剩下的一半博物馆可以真正利用它们的空间优势，有的放矢地做摄影收藏，那么对于摄影师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希望。

　　我认识很多摄影师，他们都不是靠摄影生存的，甚至有的情愿做酒保也不愿意做时尚摄影师。因为做酒保虽然赚得少，但无关摄影，创作上是自由的，“眼睛是自己的”；做时尚摄影虽然赚得多，但会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有时不得不“玷污”艺术理念。

东方早报：连续两届的大理摄影节都设有“新媒体论坛”环节，你如何看待新媒体？

阿兰：新媒体只能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传统媒体将死”。只是，所谓的新媒体究竟有多“新”，也值得商榷。就好像一幅画，已经有了裂缝，如果只是表面上涂一层掩盖裂缝，那么裂缝始终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想明白传统纸媒消亡的真正原因。就我看来，所有传媒，不论新旧，凡是要和广告、商业等挂钩的，都无异于自杀，传媒不应该靠广告为生。人们买报读报，不是为了看广告，而是为了了解事实。传媒应该成为传播真相的地方，不受锢于政治与经济，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力。

东方早报：你参与策划了平遥和连州摄影节，现在又来大理做总策展，这几个摄影节有什么不同？

阿兰：目前来看，中国的摄影节都不够好。来摄影节，是为让摄影师之间、策展人之间能有充分的交流。从这一点看，国内的几大摄影节都不是成功的，展区被分割得过于零散。另外，参加摄影节人员背景单一，大多是摄影师，却很少见到国内的摄影评论家、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策划人、画廊总监和出版人等。

　　这次大理摄影节，我只有4个月的时间准备，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启动这么大的项目至少要两年。在中国，一切都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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