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梁达明

梁达明简介：

1960年5月18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87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系专修科。

1990年《我的未来》获全国儿童人像摄影大赛金牌奖。

1991年《思》、《炉前雕像》分获第七届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览金牌奖、银牌奖；参加北京《大众摄影》第五届黑白摄影艺术联展。

1992年《新娘》获首届全国婚纱人像摄影大赛金牌奖；当选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

1993年《甜蜜》获柯达杯全国婚纱摄影比赛总冠军；当选首届全国人像摄影十杰。

1996年出版《梁达明人像摄影作品集》。

1997年出版《人像摄影工作室——中国当代中青年人像摄影精品集》。

1999年出版《梁达明金、银、铜获奖摄影作品选》；论文《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与人像摄影师的主体意识》获第四届全国人像摄影理论优秀论文奖。

2000年应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历史博物馆邀请举办摄影个展。

2001年10月19日接受中央电视台《瞬间世界》栏目专访。

2002年被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评为第二届辽宁文艺之星；在中国焦作山水国际摄影节上举办《黑白长白山》摄影个展。

2005年在中国平遥国际摄影节举办中国自然景观系列——黑白风光展。

2006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建国以来为摄影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

2007年获第七届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

2009年在中国第三届丽水国际摄影节举办黑白风光摄影个展。

2010年风光摄影作品《阿斯哈图石林》获影像亚洲·中国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银奖。

2011年在北京举办黑白风光摄影个展。

现任民建中央画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北京摄影函授学院任职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我就是靠比赛走出来的，很多人都是通过摄影比赛认识了我。”

张惠宾：你说过，你“生下来就看到照相机”，这怎么讲？

梁达明：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是实话，因为我父亲曾经在《东北画报》、《辽宁画报》、辽宁省美术出版社做摄影工作，还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随军记者。所以我生下来就看到父亲的相机和伊尔福胶卷。我上到九年级毕业就下乡了，后来当了几年兵，1981年从部队回来，分到国营沈阳生生照相馆上班，正式接触摄影。

刘铁生：在进入摄影领域之前，你走了和同龄人相同的道路，下乡、当兵。这对当时的社会青年来说，是一种生活的磨炼和积淀。

梁达明：进入照相馆之后，我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但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我就开始学习。我用半年时间补习初中课程，用八个月时间补习高中课程，中途又学了一些文学、书法课程，这些知识在我后来的摄影生涯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考进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系，但当时单位不同意我去上学，让我办理停薪留职，一切福利待遇都没有，而且学费自理。我自己交了3000块钱学费在鲁美上了两年，学了素描、国画、书法、设计等专业课，还有三大构成—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这对我后来在画面的经营，图像形式感的把握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刘铁生：这一段我听了很感动，那真是对知识的渴求。

梁达明：1987年毕业以后，我回到单位，单位一看你也没啥用，就让我站柜台卖了两年儿童食品。后来我就研究做各种各样的镜框，领导一看这个赚钱，就给我找了两个人，成立一个镜框厂。就这样我又做了两年镜框。这期间我不断充实自己，一方面经常到北京看展览，一般是头天上夜班，第二天白天到北京，晚上再坐车回去；另一方面我也拍照，在家跟父亲学冲洗照片。1990年3月我在家里用海鸥4A照相机拍了一张我女儿的照片，取名叫《我的未来》，参加“公元杯”全国儿童人像摄影大赛，获一等奖。单位一看我拍得不错，就把我调回摄影棚拍儿童像，还给我报销了500块钱学费。后来我又获了几个奖，单位慢慢允许我搞创作了。我创作的最佳时间是下午5点到晚上9点。因为白天上班，不让拍，只有下了班，自己在摄影棚里拍。我自己买点胶卷，用单位设备、影棚，就这样每天一点一点拍。1992年我拍的《新娘》获首届全国婚纱人像摄影艺术交流大赛一等奖，1993年我当选首届中国人像摄影十杰。单位开始主动宣传我，剩下的2500块钱学费也全报销了，还奖励我一套房子。1993年照相馆动迁，我被派到一个小照相馆，照了两年一寸相。这期间我继续搞创作、参赛，又获了几个奖。

丰硕：你有几张获奖的片子拍的都是你女儿，她是你的福星呀！

梁达明：是，1990年我第一次获奖拍的就是我女儿，而且从1981～1990年，我用了十年时间奋斗终于获奖。

丰硕：你现在对获奖有新的认识吗？

梁达明：那时我参赛、获奖的目的之一是推自己。现在我出去讲课，给大家讲获奖心得，就是要鼓励大家：第一，要通过参加影赛不断提高摄影技艺；第二，要给自己的作品寻找出路；第三，要通过投稿、参赛等方式提升信心。这是我这些年参加比赛总结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靠比赛走出来的，很多人都是通过摄影比赛认识了我。

张惠宾：你后来离开了照相馆，是出于什么考虑？

梁达明：1998年我离开照相馆，2000年花13000元买断了24年的工龄，就是要成为一个自由摄影人。这以后，我一边创作一边给影楼打工。

张惠宾：怎么“打工”？

梁达明：就是拿着获奖证书到影楼给他们做广告、拍样片儿、做培训指导，10天5000块钱。那时这就是我的经济来源，但也不是经常有，一年四五次吧。“我用在照相馆学到的手艺解决生活问题，大家说我是‘摄影手艺人’，有一定道理。”

张惠宾：你曾说：“我不清高，我也吃饭。”我觉得你这话说得特别实在。虽然后来你手艺练成了，也获奖了，名声也挺大，但吃饭对你来说始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之前有媒体在对你的访谈中多次提到“摄影手艺人”这个概念，甚至直接作为标题。你认可“摄影手艺人”的说法吗？

梁达明：认可。因为对自由职业摄影人来说，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吃不上饭什么也干不了。我靠手艺吃饭，一个是参加影赛，一个是给影楼打工。当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我才能进一步开拓事业。我必须平衡好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尤其当我买断工龄离开单位，我就成了一个自由人，但自由摄影人要在中国生存下去是很难的。我用在照相馆学到的手艺解决生活问题，大家说我是“摄影手艺人”，有一定道理。

刘铁生：多年前，我曾说过：“中国摄影的希望，很重要的意义源于中国的自由摄影人。”为什么？吃饭是自由摄影人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有摄影器材所需的费用。正因为有生活压力，才不断拼搏。达明的独特经历，就是自由摄影人摄影事业的一个拼搏过程。参加影赛、获奖、给影楼做广告、外出讲课，以此谋生。正因为他是编外的自由摄影人，所以他必须有事业心，必须不断创作，不断获奖，最终脱颖而出。获奖是他的卖点，是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以我说，中国的自由摄影人使中国摄影更有生命力，使中国摄影文化更加丰富。他们是一束繁荣摄影的强光。

张惠宾：当时的环境对你形成了很多制约，你为了求得生活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一直在努力挣脱这些制约。你停薪留职，你去读书，最后辞职离开单位，通过个人奋斗坚持走自己的路。虽然这条路没有让你大富大贵，但你走得很有意义，也乐在其中。

刘铁生：对，这是达明的生活态度，也是他摄影的态度。达明的参赛、获奖，是他对摄影事业的追求，是他的生活责任感和事业责任感使然。

梁达明：我的人生信条就是“生活上的满足，事业上的不满足。”因为你去追求了，你努力了，肯定是有回报的。人在干，天在看，老天爷是公平的。但像我这种情况，在夹缝中生存，如果把握不好也有可能会半途而废。我庆幸我一直坚持创作，没有受到其他干扰。

“搞摄影的人不在于能得到多少，在于能留下多少。”

张惠宾：你当初是怎么开始练暗房手艺的？

梁达明：一方面，我认为做摄影一定要掌握基础技能。摄影术发明的时候是黑白的，如果你不懂黑白影像的基本规律，那怎么做摄影？另一方面，我想摄影不能只会拍，还要会冲洗、修版、修片儿、着色等后期暗房制作。如果不全部掌握，那是不完整的。我做集锦摄影就是为了训练我的暗房能力。

张惠宾：同是集锦摄影，你和郎静山有何不同？

梁达明：在形式上，我们是相似的，我是学习和继承于他。但在内容上，由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郎静山偏重于画意派，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一两个底合成的；而我的作品一般都由七八个底合成，融入更多社会生活元素。我是通过散点透视让内容更丰富，在一张照片里能看到很多东西。

张惠宾：当时的暗房条件好吗？

梁达明：不好，最初照相馆的药水、设备是不让我用的。我家里过去有一台小的黑白放大机，我父亲给别人拍纪念照，然后在家里配药、冲卷，我就跟着他学，后来我就帮他冲洗照片。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用黑塑料布一蒙，12寸的显影盘往地上一放，用一个小闹钟控制时间一点一点曝光。刚开始一张都洗不出来，后来练得次数多了，能洗很多照片。有时候一洗就是一晚上。还有暗房的用光，不是一下就能调试好的，需要反反复复、多次实验才能掌握。后来单位暗房让我用了，我就用照相馆配的药水、相纸在单位洗照片。照相馆的显影药方是不外露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配。那个时候我是下了很多功夫练暗房技术的，所以后来我做影像后期制作得心应手，而且与众不同，包括我对影像最终呈现方式的理解也跟别人不同。

张惠宾：1997年你手工暗房创作的《人像》获中国第八届国际摄影艺术展金牌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幅相纸中途曝光的作品吗？

梁达明：是的。我将原片放大至16寸黑白相纸上，曝光后的相纸在D-72黑白相纸显影液中显影到1/3时，用40瓦的照明灯进行相纸中途曝光，然后将相纸放回显影液中继续显影到灰调为止，定影晾干。在晾干好的照片上用毛笔沾赤水盐药水一点一点退去眼白上的灰影调，定影晾干。再用细毛笔沾赤水盐药水退去嘴唇边上的线条影调。做好之后放进过棕色的药水里，待上色后，取出照片，水洗20分钟，晾干，修整即可。

刘铁生：这一点在中国摄影人里你是有代表性的，就是摄影的整个过程都是自己实施，尤其是后期制作，这非常难得。

张惠宾：韩子善先生曾经评价你是“像上帝一样创造，像奴隶一样劳动。”我理解“像奴隶一样劳动”就包括你苦练暗房手艺，做摄影艺术的苦役。那么你怎么理解“像上帝一样创造”？

梁达明：我想他应该是看我的作品感觉这些东西是我自己构思、独立创作出来的，而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改一改。我现在讲课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摄影人众多，模仿性思维大于创造性思维，这是很危险的。比如一幅作品获得某个摄影比赛的金奖，大家就一窝蜂模仿，都去拍类似作品。创造性思维对于搞摄影的人来说很重要，我在创作过程中尽量找自己独特的东西。我有一个观点，“技法简单，创意无限。”这也是我做集锦摄影的指导思想。其实技法也不简单，但脑袋的东西更重要。

张惠宾：传统暗房为你打下了后期制作的基础，后来你转入数字暗房，是否觉得数字暗房更好？

梁达明：我最初是拒绝拍数码的，后来为什么接受了呢？我想我还是要与时俱进，要跟得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暗房基础形成了我对作品后期制作的感悟和理念，这对我后来跨入数字暗房是非常有用的。我会把这些理念融入数字暗房，而不是仅仅依靠电脑各种预设程序的叠加混合。过去我们对影调的控制是在暗房一点点遮挡，一点点加光弄出来的。现在数字暗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所有的工具都有，就看你能不能想到去合理运用。摄影师事先要对照片制作完成的效果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你要么自己进行后期制作，要么在现场盯着别人帮你操作。你不能把照片给技术人员让他们做后期，那制作出来的照片不仅千篇一律，而且还涉及到照片署名权的问题。现在有些影赛要求照片要有拍摄署名和后期制作署名。

张惠宾：2001年你进入数字暗房，大概也是这个时候你说自己是“国营照相馆出身，又擅长室内创作，这使很多人感觉我的照片过于传统和老套。”当时是有人这样批评你吗？

梁达明：现在也有人这么说。我是这么想的，我们都是从传统走过来的，如何突破传统，将传统变成经典，将经典变成永恒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回顾和欣赏摄影大师的名作，他们的作品就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从传统到经典，从经典变成了永恒。我现在也在往这方面努力，希望拍出经典的作品，尽管它是传统的，但能让大家百看不厌。“搞摄影的人不在于能得到多少，在于能留下多少。”这也是我的一个信条。参加影赛获奖、发表作品，这都是我能够留下的东西。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做到“人死了，但精神不死”。

丰硕：你统计过自己一共获了多少个奖吗？

梁达明：大概100多个，金奖十几个。

“摄影师是通过技术手段体现审美的。所以我必须先过技术关。”

张惠宾：2002年你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历史博物馆办展览，博物馆的老馆长说：“孩子，你的作品我看了，离上帝很近。”还称赞说：“你在欧洲也是一流的。”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梁达明：那次展出的是我的集锦摄影作品，在外国人眼中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可能更欣赏这一点。

刘铁生：我理解的“离上帝很近”是指你的作品更加人性化，具有人类共通的东西。你的自然景观系列更注重微观细节的表现；你在再现自然的同时融入浓厚的东方文化意味；你在思维表达和形象表达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很好地融合了东西方影像在“再现”和“表现”方面存在的间隙，在记录性和艺术性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东西方文化并不存在一个谁引领谁、谁要跟着谁走的问题，而是可以相互借鉴、补充，从而融合、交织在一起。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完美、出色的后期暗房制作。亚当斯的区域曝光理论是对人类摄影文化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它丰富了摄影语言的魅力。这之后国际国内也走出了一批在这方面非常有建树的摄影师。达明在这方面也非常成功，你对作品黑白灰影调的控制、运用非常好，你吃透了区域曝光理论，并进一步做出拓展。你的自然景观系列里竟然有用傻瓜和普通相机拍的，比如棒棰岛，那样一种细腻的影像质感，居然是用海鸥4A拍出来的，我非常震撼。这说明你的后期暗房制作技术已经做到了极致。到了影像数字化时代，你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传统暗房到数字暗房的发展演变，演变中既坚守原点，又创新发展。

张惠宾：摄影属于艺术范畴，但跟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工艺感是它的一个主要特征。你对摄影工艺的掌控，在当代摄影家之中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意识和技法源自何处？

梁达明：摄影师是通过技术手段体现审美的，所以我必须研究这些技术，先过技术关。但技术不等于艺术，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刘铁生：我们所说“摄影术是由西方传进来的”，是说“摄影术”而不是“摄影表达的思想”。摄影术传过来以后，它必然为东方文化和东方传统思想所接受，所利用。中国摄影的先行者石少华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言必称希腊”，意思是不必崇洋。他说的非常对，非常中肯。中国的摄影艺术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梁达明走了一条非常中国化的，而且是现代化的摄影道路。难怪俄罗斯的文化学者称赞他的影像品质、工艺表达，称他的作品“在欧洲也是一流的”。

“我的很多观点和想法都是半夜产生的，灵感一来，就赶紧记下来。”

张惠宾：你的摄影思想、艺术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梁达明：主要来自我的摄影实践和总结的经验。没事的时候我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没有逆境的时候我会给自己设立几个障碍，看看能不能克服。我还善于总结，我每走一步，就会停下来想一想，总结一下经验，然后再往前走。

丰硕：你是用脑袋走摄影这条路的人。

梁达明：我的很多观点和想法都是半夜产生的，灵感一来，就赶紧记下来。

张惠宾：你都给自己设立过哪些障碍？

梁达明：比如我跟单位签合同买断工龄，没有人逼我这么做，单位也没有让我离开，我这么做就是要逼迫自己回到现实生活中进行独立创作。

张惠宾：这个选择是源于你的悟性和自信吗？

梁达明：是。吃苦的人很多，奋斗者也有无数，而成功者寥寥无几。为什么？成功者不在于吃多少苦，而在于动多少脑。引申到数字摄影，我提出一个问题，现代科技把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脱出来了，我们感觉摄影变容易了。实际上我们错了，体力劳动的解脱意味着脑力劳动的增加。

张惠宾：你是说人脑要去支配电脑，实际上人脑的负担加重了？

梁达明：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总觉得用电脑很轻松地一调，效果就出来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幅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它能带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它的外延越大，受众面越广，价值就越大。这是我在创作当中为什么要精雕细琢的原因，也是我摄影创作的目的。我之所以能获那么多奖，有一点在支撑着我—我所有参赛的片子都有共性特点，不完全是个性的。当然除了一些个人风格类的评选。你的片子能让更多的人看懂，他们能从中吸收到养分，这才有可能获奖。很多人参赛拿不到奖，因为他摸不透比赛规则，控制不了这一点。

张惠宾：你靠获奖走出了一条路，可以说是著名的“获奖专业户”。你自己如何看？

梁达明：我在努力摆脱“获奖专业户”这个标签，但没办法，提起我，一定离不开获奖。其实获奖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是我解决吃饭问题的饭碗。有了经济的支撑，才能追求其他东西。

“我就是为摄影而生的，只能干这个，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张惠宾：你由“摄影手艺人”始，后来成为“获奖专业户”，现在又成了“流动教授”，到处讲课，这种发展也是你的自我选择吗？

梁达明：讲课、出书是在教给别人知识，这实际上是一种行善。很多时候我是免费讲课，没有给我钱，但其实给了我更多，远不止那点讲课费。有些人总是谈价钱，谈什么价呀，你做到了，价自然就来了。

刘铁生：你走过的摄影道路就是你的生活方式，这非常有意思。

张惠宾：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摄影家，天性聪慧，风格多变。你的摄影经历和中国近三十年的社会发展是暗合的。改革开放初期，你开始接触摄影，也就是“摄影手艺人”的阶段，这也是中国人灵魂复苏的阶段，你拍了《我的未来》等作品；然后中国人进入消费、造梦阶段，你开始拍婚纱照，拍人像，做商业摄影；后来社会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你开始走向自然，回归心灵，进入风光拍摄阶段。这也是有意识的选择吗？

梁达明：很多人也问我，你在这种纷繁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当中，怎么还能静下心来搞摄影创作？我说我有四句话信条，“地球是在转的，世界是在变的，心存善意，终得好报。”这四句话，支撑着我这么多年的摄影生涯。

张惠宾：有人说你是“百变梁达明”，看来变体现了你的多面性和你外化的东西，但你有两个不变的支撑点，一个是坚韧的性格，一个是平衡能力特别强，你能够平衡生活、事业、艺术、商业等方方面面。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失衡的话，你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梁达明。

刘铁生：达明貌似复杂，实际上越往里深挖越简单。有一篇关于你的评论文章，说你是“用灵魂摄影的人”，还解释了“灵魂是什么？是人的心灵，是人的思想，是人的精神，是人的内心世界”，我认同这个评价。

梁达明：我就是为摄影而生的，只能干这个，别的什么都干不了。

“用5年时间赚来的钱买不回这5年的摄影创作。”

丰硕：下面我们谈谈人像。你拍人像基本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990～2000年，然后是2000年到现在。前一个阶段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十年，一些经典的人像作品都是这个阶段创作出来的。

梁达明：对，第一个十年是我创作最旺盛的十年，获奖也最多，但也最艰苦。那个时候中国影楼大发展，人们忽略了创作，都在想着怎么开影楼赚钱。但我还是觉得只要坚持拍，能够留下作品的还是我。所以那十年我除了给影楼打工之外，主要就是搞创作。我那时候拍的人像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现在拍不出来了，那是不可重复的。

张惠宾：我发现，你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有一个“前台”，一个“后台”。“前台”的你是为了生存，“后台”的你是一个更加真实、本色的梁达明，你从未停下追逐理想的脚步。比如这个阶段你的“前台”就是给影楼打工赚钱，“后台”就是搞创作。

丰硕：一般摄影师在那种环境下都会自谋生路，开影楼或成立工作室。虽然你身上也有很多商业元素，但你总是游离在商业大潮之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商人。

梁达明：为什么我没有进入商业圈？有很多老板要给我投资开影楼，说先赚点钱，再搞创作。我都拒绝了。一方面因为用5年时间赚来的钱买不回这5年的摄影创作。另一方面，我要考虑我能不能到那儿干，人家给你钱，你这些东西不适合在影楼干，那不给人毁了吗？自己名声也砸了。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控制得非常好。我只能靠这些获奖的光环去打工、挣钱，而不是靠拍片子挣钱。因为当时我创作的片子跟影楼的风格是不融合的，是有区别的。影楼只能挂几张我拍的经典样片儿展示，真正为顾客拍的不是我。

张惠宾：你没有去做商业，你是“被”商业了。你的获奖履历被别人拿去做金字招牌了。

梁达明：可以这么说。

“漂亮的人谁拍都漂亮，关键是把不漂亮的拍漂亮。”

张惠宾：你拍人像的理念、技法是怎么形成的？

梁达明：理念上，我受到国外摄影师的影响。当时我看了不少国外摄影书籍、画册，我学习了他们对人物心灵的抓取和神态的表现。技术上，我没有按照他们的路子走。因为中国人的脸型和欧洲人不一样，他们是深眼窝、高鼻梁，怎么拍都有立体感，但中国人的脸型比较平，要拍出立体感、起伏感，是要靠灯光打出来的。我就在技术上研究了如何通过用光让中国人的脸立体起来。拍人像讲究形神兼备，当我后来熟练掌握了技术之后，我就把“形”抛开，重点放在“神”上，这也是后来我人像创作的根本。我个人的社会经历比较丰富，所以我对人物内心的挖掘、表现，应该说比较到位。比如表现人物的神态，不一定只有眼睛能表现，嘴角、耳朵、手势也可以，把这些融入进来之后，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李江树在给我第一本人像摄影集写序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人像摄影是研究人的学问。”所谓研究人的学问，就是模特是人像摄影师心灵的折射，你不是完全在表现他，而是通过他，把你的思想、内心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丰硕：所以你选模特，不在乎漂亮不漂亮。

梁达明：我不在乎是否漂亮，我没有拍过专业模特，都是同学、朋友。理论家夏放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了这么一句话，“大美人的美和艺术的美是两回事。”我牢牢记住这句话。漂亮的人谁拍都漂亮，关键是把不漂亮的拍漂亮。

刘铁生：人都有最美的瞬间，关键是摄影家的发现和瞬间把握。

梁达明：对，就看你能不能发现。我拍人像之前，会盯着他看，思考从哪个角度去拍。如果他禁不住我看，我不会拍他，因为他无法表达我的思想；只有禁得住我看的人，我才会拍他。

“我永远感谢照相馆，因为在那里我学会了人像摄影，而正是人像摄影成全了今天的我。”

丰硕：近十年来你的人像作品风格似乎改变了。

梁达明：人就是这样，越干越不满足于现状。对于我来说，在照相馆呆久了，我还是想在拍摄题材、拍摄技法上有一个突破。比如我把模特带到室外去拍。因为人类来自自然，终究要回归自然。所以后来我拍了风景人像系列。我力图在风景人像中体现两个审美点：把人像去掉，这个景是美的；把景去掉，这个人物也是美的。近十年我的人像作品失败的比较多，但我自己走出来了，从室内走向室外。

刘铁生：我读过达明的风景人像系列，让人体摄影走进大自然，很有创意。人体摄影是一门高雅的艺术，就像伊斯兰教所说的，“我赤条条的走来，赤条条的走了”。这一“入世”与“出世”的表达是纯真的。人类最原本的东西是最**的。你把人体摆到大自然去拍，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梁达明：作为一个创作者，只有思想超前，表现手法独特，才能拍出与众不同的东西。

张惠宾：虽然从室内走向室外，但摄影技艺始终贯穿你的摄影经历，是你强有力的支撑。

梁达明：对，因为摄影技艺是我完成作品的保证。

张惠宾：你曾说过“人像摄影是摄影的基础”？

梁达明：对。为什么呢？有两点原因：首先，在摄影术发明的时候，为什么先拍人而不拍别的呢？这就体现了人像的重要性；另外，人像摄影的用光、造型等技术元素，已经成为现在各类摄影学习和研究的模板。所有摄影语言全包括在人像摄影里。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总是鼓励大家拿出时间研究一下人像，对你的拍摄肯定有好处。

张惠宾：人像摄影在你的整个摄影历程中意味着什么？

梁达明：人像摄影是我的一个支撑点，也是我内心的一种表达，更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永远感谢照相馆，因为在那里我学会了人像摄影，而正是人像摄影成全了今天的我。包括我的摄影技术、艺术修养，对生活的理解、认识，都跟在照相馆的磨炼息息相关。

“构图是修养，快门是思想。”

丰硕：你去比利时，既拍人，又拍风景，也拍纪实，你是怎么平衡的？

梁达明：1993年我搬进单位奖励给我的房子，我在写字台玻璃板下面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四句话：人像摄影要性格；风光摄影要气势；纪实摄影要情节；新闻摄影要真实。这四条是我各类题材创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不管遇到什么题材，我都知道该怎么拍，该从哪里切入，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现在我又延伸出一个新的理念：风光摄影要动势。就是说，风光摄影不再只讲究画面的形式感，而是要融入摄影师的情感，让它动起来—内容动，形式动，画面动。

张惠宾：有人曾在给你写的评语里提到，看你拍的人像，常常下意识地会用手摸一下，用鼻子嗅一下，用面颊去贴一贴，甚至用双唇去亲吻，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活的。我理解，摄影工艺的质感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丰硕：也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你是怎么做到的？

梁达明：一个是技术的掌控，一个是生活的积累，一个是自己内心情感的爆发，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的人像作品。所以我说，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按的是思想，是修养。但如果你在按下快门那一瞬间想的是卖钱，那你拍出来的作品是不一样的，那是商业摄影。

张惠宾：你曾经问你的徒弟：“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按快门吗？”

梁达明：对。我在照相馆拍婚纱照的时候，有几个美术学校的大学生跟着我当学徒。我拍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看我怎么打灯光，怎么摆造型。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拍，但拍出来跟我拍的不一样。他们就问我，我们是按照梁师傅平常拍的那样去拍，怎么拍完就不一样呢？我就说了一句话，你看到我怎么打灯光、摆造型，那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按快门吗？这就超越了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构图是修养，快门是思想。

张惠宾：他们可能认为摄影是形式上的重复，殊不知这里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摄影的瞬间性。对瞬间的选择和掌控，体现了摄影家高出一筹的修养和能力。

梁达明：现在相机越来越先进，可以自动对焦，自动曝光等等。但我认为相机永远不会实现自动构思，自动构图，自动调整光线。这些还是需要人去操作，去控制。

刘铁生：你的不同题材作品之间是有关联的，这种关联就是你主动走近被摄对象，用心去表达它们的灵魂。像你刚才讲的，下一步你拍风光要让它动起来。你要通过镜头赋予风雨雷电这些大自然的常态以生命。你的摄影实践为中国摄影界不同题材的拍摄者提供了一个范本：摄影思想、摄影技术在不同门类的摄影中是相通的。于你来说，就是在按快门的一瞬间，掌握了被摄对象生命的跳动。

梁达明：对，只有把它们拍活了，拍的有灵魂了，你的作品才能打动别人。

“风光摄影师是行善的摄影师，你把美的东西带给别人，别人看了很舒服很享受，不就是在行善吗？”

张惠宾：你曾写过一篇关于风光摄影的文章《创造完美影像》，你觉得什么才是完美影像？

梁达明：现在大家拍的风光作品大同小异，只不过在构图上稍微有些变化。那么我提出“完美影像”，是指摄影师通过自己的智慧和不同技术手段的融合，创作出有新意的、人们没有见过的作品。

张惠宾：你拍了很多长白山的影像，跟其他人拍的长白山相比，你的作品给人一种强烈的立体感，让人看了仿佛身临其境。

梁达明：欧洲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说过“现实只是艺术的一部分，融入情感才是艺术的全部。”只有将情感融入风光摄影，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我坚持二十多年拍长白山，总结出两点经验：第一，把它当作创作对象，不是为了拍它而拍它。我们搞风光摄影创作的人，不是去拍明信片，不是去拍景点介绍。我每次去长白山，不是说我非得拍一个天池，拍一个瀑布，告诉别人这里有这样的景观，你也来吧；而是把它当作我的创作对象来拍，这时候我会把我的摄影思想、摄影技术全部融进去。就像我拍人像，我拍这个人，是把他当作我的创作对象，而不是我给他拍照片，然后送给他。

　　第二，守住一个地方，常拍常新。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地方我去过了，不去了，换一个地方吧。其实不是这样。一方面，风霜雨雪的侵蚀会使自然景观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摄影思想、艺术修养、技术手法等越来越成熟，你每去一次就会拍出不一样的东西。不同季节、不同的光影变化带来不同的艺术效果，所以我说常拍常新。

张惠宾：所以你的自然景观作品跟别人有区别，也验证了你的观点：进入摄影家镜头的自然景观就是人化的自然。那么，你的风光和人像是否有区别？区别在哪里？

梁达明：有区别。拍人像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释放，要通过拍摄对象把我的思想传递出去。拍自然景观的时候，更多的是想通过摄影把不美的东西拍美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夸大一点说，就是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宣传出去。因为我觉得风光摄影师是行善的摄影师，你把美的东西带给别人，别人看了很舒服很享受，不就是在行善吗？

刘铁生：你的风光作品很少拍有宏观场景的，是不是你更愿意用微观的细节来表现风光？

梁达明：这个跟我技术上的运用有直接关系。首先，镜头越长越难表现，把那么一小块地方拍好是很难的，环境和背景的融入会削弱和掩盖拍摄技术。其次，我要力图让大家看到我的作品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首先感受到的是摄影艺术而不是景点介绍。

张惠宾：就是淡化图片的说明性。

梁达明：对，我是用图片说话，文字起补充作用。

张惠宾：为什么你偏爱用黑白来表现风光？

梁达明：我喜欢用黑白摄影来表现纯自然的风景，凝练单纯的黑白摄影带给人的美感让人难以忘怀，黑白光影的体现，黑白灰对山石植物的质感再现，让人心灵为之震动。

张惠宾：你拍了很多题材，比如人像、风光、纪实，那么在你心中，对它们有没有一个重要性上的排序？

梁达明：人像肯定是第一位。因为我是从人像走过来的，人像使我在摄影界立足。然后是风光，我的风光作品也获得了认可。去年我推出纪实作品，我的原则是，不管什么题材都应该去尝试。其实我从1982年就开始拍纪实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因为记录生活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是摄影家长期沉淀下来的东西，不是你拍一张就能拿出来的。纪实作品记录了历史的进程，极具史料价值。明年第12届全运会在沈阳举办，我打算出一本画册《我和我的城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981年至今老百姓的生活以及这期间全国发生的大事件在沈阳的体现，包括香港回归、申办**、非典等等。我用镜头把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记录下来，我想老百姓生活的变化才是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

张惠宾：最后问一个很具体的事，你原来叫“大明”，为什么后来改成“达明”？

梁达明：1984年我发表第一幅作品，那时我正好研究书法，觉得中间的“大”字太单调，显得不稳重，就加了一个走之儿旁。没想到，这一下子就走出去了，一直走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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