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米高的洞口，从伸手不见五指的洞里朝洞外像壁虎一样手脚并用爬出来一个拉煤工人，嘴里咬着一盏煤油灯，身后拖着一个用竹子编成船行一样的筐，筐里装着近两百公斤煤，满头大汗一步一步地往前爬，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等过完秤将煤从竹筐里倒掉后，才能站立起来。

　　从1995年第一次来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乌蒙山脉下公路边的小煤窑，耿云生就被眼前的情景震住了:“不到一米高的洞口，从伸手不见五指的洞里朝洞外像壁虎一样手脚并用爬出来一个拉煤工人，嘴里咬着一盏煤油灯，身后拖着一个用竹子编成船行一样的筐，筐里装着近两百公斤煤，满头大汗一步一步地往前爬，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等过完秤将煤从竹筐里倒掉后，才能站立起来，再看工人全身上下已被煤灰和汗水染成黑色，唯一能看到是一对眼球和一排牙齿。”以至于十余年后的今天，耿云生再度回首那一刻，言语间依然有掩饰不住的“心紧缩成一团”的感受。然而，彼时，他在匆忙地举起相机拍下几张照片之后，便匆匆返回。但一个疑问却长久地在他的脑海中徘徊，无法排解:“为什么这种原始的劳作方式会出现在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寻求，无解。他只能用朴素的拍摄手法，传统的纪实摄影语言，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乌蒙山区的大、小煤矿之中，用手中的相机真实地拍下了矿工们工作、生活、休息的每个瞬间。照片中，是矿工们漆黑的脸，而镜头后的耿云生同样如此。他和矿工之间消弭了距离，中午可以和他们在同一个锅里捞面条吃，当着他的面，他们可以脱衣洗澡。他们接纳了他，认同了他。镜头前和镜头后的人，完成了信任和尊重。

　　耿云生照片里的矿工只是以最简陋的人拉或者背——最先进的是自行搭建的雪橇一样的船状“划子”——简单方式采煤，以换取基本的生活资源，在煤价节节攀升的今天，为中国的GDP做着贡献。之前那些脸上充满了笑容的、头戴有矿灯、脖子上系着白色毛巾的矿工形象，早已消失在现代人的视觉记忆中，不过即使如此，观者的心理从来没有准备要看到这么一群矿工形象。恍然大悟，所谓的文明社会的文明建设，原来有那么多的暴力作为基础，有那么多的强悍之下的弱者支撑。

2010年7月，以《乌蒙矿工》为题的画册收入了耿云生53张作品，终于顺利出版。

 对话

　　早报:纪实摄影本该为中国社会的公正、正视现实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已经因为艺术市场诱导、权力指向、审美趣味转向等多方面原因正在工具化。纪实摄影在今天的中国能够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耿:现在，纪实摄影师的自身生存情况确实有些艰苦。于是，他们更多地倾向于报道式摄影，对于反映社会真实现状的题材涉及得越来越少，敏感题材更是少有碰触。这和纪实作品生存空间有关，画廊很少代理那些反映苦难现实的照片，作品无法进入市场，自然无法为摄影师带来经济利益。《乌蒙矿工》至今没有进入市场。当代观念作品的增多让摄影师们看到了一条比较容易的致富道路。但是，纪实摄影仍然有许多题材适合去拍摄。真实的生活的现场表达就已经很感动人了，就像这些矿工，这些人和面孔，就足够了。尊重真实，这点很重要。

　　早报:您之前拍摄的《昆明往事》带着回顾的温暖，但是《乌蒙矿工》却完成了一次对现实的探索。您怀着怎样的心情在他们面前举起相机？

　　 耿:《乌蒙矿工》中所有的照片，都是抓拍。其中有一张，一个幼小的孩子穿着成人矿工一样的分不清颜色的衣服半躺在堆成小山一样的煤渣上，脚上的胶鞋明显宽大得不适合他的尺寸，脸上表情十分无奈。我面对着他，当时，几乎无法按下快门。他个子非常小，而背上背负的煤渣，却几乎是他身量的十倍。

　　早报:把这些照片公开，是不是需要勇气和毅力？

　　耿:对于本身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寻求与理解，以及对于城市发展如此迅猛而还有发展带来的弱者的存在，让我在1995年之后过了6年，再次寻回到昭通。6年过后，矿工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外面的世界，经济已经突飞猛进。2007年，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苏珊·梅塞莱斯到中国搜集拍摄矿工专题的摄影师，想组织一个“中国制造”的展览，她惊讶地发现，从1950年代开始到2000年，我们关于矿工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的影像几乎是空白，除了那些面带笑容，毛巾雪白的宣传形象。40余年的空白，这当中当然与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关联。但他们是中国奇特发展背后的特殊存在，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了解这样的生存。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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